是，人又是一件很复杂的物事，既有规行矩步、一丝不苟的一面，难道就没有放松神经、娱人娱己的一面？李鸿章就透露过曾老师的另一面：
“我老师文正公，那真是大人先生。现在这些大人先生，简直都是秕糠，我一扫而空之！在营中时，我老师总要等我辈大家同时吃饭，饭罢後，即围坐谈论，证经论史，娓娓不倦，都是于学问经济有益实用的话。吃一顿饭，胜过上一回课。他老人家又最爱讲笑话，讲得大家肚子都笑疼了，个个东歪西倒的。他自家偏一些不笑，以五个指头作耙，只管捋须，穆然端坐，若无其事，教人笑又不敢笑、止又不能止。这真被他摆布苦了”；
听大人物讲笑话，历来是件苦差，其一般运作程序为：大人物埋头讲毕笑话，随即亲自大笑数声，尔後抬首四顾，围观群众心领神会，乃轰然大笑。由鸿章这段回忆却可看出曾氏不落窠臼，俨然是个搞笑高手。有人曾说曾氏一生三变，由理学信徒一变而为躬行的墨家，最终升华到顺其自然、无为而无不为的黄老之学；曾国藩讲笑话的风采，与前引日记中道貌岸然、不苟言笑的姿态，两相比照，似乎可以印证这种评价。曾氏全集收录挽联共计七十七副，排在末尾的是这么一副：
大抵浮生若梦，姑从此处销魂。
此联题目为《挽妓》。青年时代谈色“而心艳羡”，曾氏会自责为“真禽兽”，悼念妓女，是否可称为“老禽兽”呢？当然，倘已抛弃了那套道学规矩，不妨称之为真性情。至于此联悼念的是哪位女士，读者可以抬头看看本文的题目。
如夫人和同进士
今日大学有公费生、自费生之别。这个区别，不仅仅是每年多花、少花幾千块钱的区别，而隐隐有能力高低、脸面显晦的差异。旧时科举考试，也有这么个问题。
清代每科考毕，录取人数自一百至四百馀名不等，分为三甲。头甲三人，即状元、榜眼和探花，赐进士及第；二甲诸人赐进士出身；三甲人数最多，赐同进士出身。这个“同”字，其实，就是“不同”的意思。“同进士”着实令人尴尬：好似饥肠辘辘之时，旁人端上好饭好菜，却赫然发现盘中粘着一只青头苍蝇，为肚肠计，不能不伸筷子，一伸筷子，又恶心得难受。因此，稍稍自尊自爱之徒，都会将“同进士出身”当作一分不能一洗了之的难言之隐。
日後成为中兴英雄的曾国藩，每一念及个人档案中这一段不算风光的记录，依然无法释怀。所谓英雄不问出身，一般来讲，专就行伍出身而言；一旦入了文网，对这种出身，就往往讳言之。今日农工商吏，一朝发达，首要之事，即是钻山打洞搞张文凭、补个出身，也算是这种心理的传承。但是，腐朽的旧社会自上而下，却很看重那张文凭，任你使尽解数，依然顽固的坚持“惟名与器不可假人”的封建思想。因此，曾国藩纵然封侯拜相，极尽荣光，却也没办法去掉那个讨厌的“同”字。
不能洗底，只有免提。你不说，我不说，大家都不说，就让那“同”字随风而去吧。但是，历朝历代，皇帝的禁讳也时常被触犯；终其一生，曾国藩这个痛处倘若不被人揣上一脚，那未免有悖于“历史之长期合理性”。谁来揣这一脚呢？历史选择了李元度。
一日饭後，曾国藩与幕客们休闲扯淡，出个上联求对，联云：“如夫人”。按：如夫人就是小老婆，如者，实不如也。引申之，此联其实有七个字：“如夫人不如夫人”。如前所述，同者，即不同也；可以揣想，在座才子脑中闪现的佳对，十之八九都是“同进士”；明摆着，同进士非同进士嘛。只是，李元度口舌伶俐，一举抢答成功，脱口而出：“同进士”。自保和殿传胪（唱名）以来，幾历三十年之久，曾国藩从未听人当面说过这三个字。想不到，今天听得如此亲切。自然而然，面色大变，聚会不欢而散。
六十老翁，终于看不破一个“同”字，可叹。只是，世间之人，搞得清同与不同其实无甚区别的，又有幾个？
名教
什么是？之名，大约相当于今日所说的意识形态，即利用集体历史、个体经验以及因果逻辑总结出一些理念、原则，并以此直接或间接的规束现实生活。欲达到规束的目的，除了刑罚等强制性手段，也要使用一些宣传推广的手段；之教，就是宣传推广。那么，所谓，就是政治思想宣传工作。
咸丰、同治年间，曾国藩幕府既是东南军事、经济的指挥中心，也是程朱理学的宣传中心，不如此，不足以“转移天下风气”。因此，入幕之宾，既有军事、经济方面的专才，亦不乏大量政工干部。其中佼佼者，乃有“三圣七贤”的品题；不过，这些人事，暂且按下不表，单说说幕客杨长年的“不动心”。
杨长年，安徽池州人。他在曾幕的理学家排行榜进不了前十，但是，他写的《不动心说》，却让我们在百年之后还忍不住吟诵一番，其中警句，云：“置之二八佳人之侧、鸿炉大鼎之旁，此心皆可不动”。按：吕洞宾诗：二八佳人体似酥，腰间仗剑斩愚夫；杨先生却说，如果让“二八佳人”睡在我身边，我不会动心。“鸿炉大鼎”，热不可当，杨先生却说，如果让我靠近，我不害怕。他为什么不动心呢？因为他修的是正心诚意之道，不仅修了，还已修成正果。这种道行，集柳下惠、孙悟空的优良品德于一体，想来只应天上有，红尘无处著此人。
不过，宣传有优劣之分，修道也有高下之别。杨长年这种无赖标榜，实在缺乏技巧，适合自慰，而不足以感染读者。此文的第一个读者，与杨同幕为客的李鸿裔，便受不了这种低级趣味，大笔一挥，在文后题诗一首：
“二八佳人侧，鸿炉大鼎旁，此心皆不动，只要见中堂”；
凭什么李鸿裔能断定杨长年的心事就是“只要见中堂”呢？因为，只有多见几次中堂，才有可能睡在二八佳人之侧，才有机会接近红得发紫的名利场，才有条件进行“动心”实验的社会学研究。倘若不见中堂，则红粉变为骷髅，鼎沸顿成冰水，万事休矣。
杨文李诗，曾国藩都看到了。立召李至，正色道：“小李，你晓得什么叫作‘’么？”鸿裔一听：不得了，要责备我的轻率了。低头不语。孰料曾国藩微微一笑，缓缓道：“莫慌，莫慌。我告诉你，所谓‘’，就是他们以道学为‘名’，我顺水推舟，以此为‘教’而已。只是，这层意思，却不便说破。不说破，两得其宜，说破了，两败俱伤。以后，你就别管这些人名不名、教不教的闲事，安心做好本职工作就够了”。
闻言，李鸿裔恍然大悟，唯唯而退。
曾国藩在祁门
自咸丰十年五月开始，曾国藩过了大半年生不如死的日子。他刚被任命为两江总督，并以钦差大臣身份督办江南军务，是江苏、浙江、江西、安徽四省的NO。1；本应呼风唤雨，拳打脚踢，马到功成。可是，那会儿的他，却处于“百感交集，怫郁忧烦”之中，到了“以速死为乐”（左宗棠语）的地步。什么事弄得总督大人如此之烦？
原来，他呆错了地儿，他不该将湘军大营驻扎在安徽祁门。登录祁门政府网，我们能看到这么幾句：祁门县，境内群山环抱，森林覆盖率达81。3％，被称为“森林王国”。这有什么不好么？若来探险、旅游、考察，确实没什么不好，可要将幾万湘军驻扎在此，问题就来了。据曾国藩亲自定下的湘军营规：营地务必靠近水边，以解决饮水和运输问题，水师和陆军最好能同处驻扎，便于互相接应。此前，大营驻地便都选择宿松（近长江）、湖口、建昌（近鄱阳湖）这些靠近大江大湖的地方。可是，祁门边上只有一条小河，水师无法停泊，只好停靠在一百多公里外的长江，运兵运粮都不方便。其时，曾国荃正围攻长江边上的安庆，隔这么远，哥俩互通情报也很麻烦。更可怕的是，“环祁皆山也”，从军事地理的角度看，湘军大营驻扎于斯，特像瓮中待捉的鳖。我都能三言两语讲清楚祁门地势的不利，太平天国名将李世贤就更不用说了，因此，短时间内他就调派大批兵力来围剿曾国藩。
打战，不是你围着我剿，就是我围着你剿；本是一件平常事。但是，人家来围剿你，你若外无精锐救兵——曾国荃攻安庆、左宗棠打浙江、鲍超防皖北，都脱不开身，内无可以死守的地利——例如城墙、壕沟、背山面水，那好，我告诉你：你死定了。更糟糕的是，这时，曾国藩身边竟没有一个拿得出手的将领！包括他自己在内，全是一帮善于运筹却无法决胜的文人，好容易挑出一个曾经“躬亲军旅”的李元度，派去防守徽州——徽州处于太平军进攻的必经之道，也是祁门的最後屏障——不到三天，竟就城破人逃。李世贤站在徽州城头遥望祁门，说不定已脱口讲出这三句话：我来了。我看见了。我征服了。
下围棋有个理论：应不好时不应。棋迷曾国藩想起这条理论，灵机一动，索性不琢磨如何突围，而是从幕客冯卓怀那里借来《红楼梦》，开始研究红学。当然，此前他已写好了遗嘱。
咸丰四年，曾国藩在靖港战败，自杀，未遂。两年後，在湖口战败，他再次自杀，未遂。四年後，在祁门，眼看要被围捉，他又一次想到了自杀。三次自杀，在细节上有些改进：第一次，他先自杀，未遂，再写遗嘱，再自杀，又未遂。第二次，他先写遗嘱，然後立即自杀。第三次，则提前很久写了遗嘱，静静等待太平军的到来，表现得很从容。好朋友欧阳兆熊曾简练评价曾国藩的“一生三变”，说他一开始是个拥护程朱理学的激进分子，出山治军後变成现实主义的法家信徒，最後，升华为讲究“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的黄（帝）、老（子）之学的忠实拥趸。若就三次自杀的不同表征来看，欧阳先生的话很有道理。
欧阳先生在事过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