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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枭- 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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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孩子长大了才会有出息!

    记得先生宣布第一批成为红小兵的孩子的名单的那天,我哭了,躲在厕所里呜呜痛苦,不肯去上课。后来,女先生就从男厕所里把我拎了出来,问我哭啥?我抽噎半天,才说:“不哭啥,我对不起毛主席,对不起党,对不起老师的教导。”

    老师一听就乐了。笑着抚摸我的头颅,说是以后听话点,少淘气,下次就让你当红小兵。

    于是打那次之后,我发誓我要做个好学生,再不淘气。但又怕管不住自己,便悄悄用刀在课桌上刻下了一个“忍”字——说是课桌,其实那也不过是一种长二米宽一尺的木板。木板用砖支起一尺来高,每条木板上挤着七八个年龄相若儿童,那就是我们的课桌了。我就是在那样一块木板上刻下了一个“忍”字,悄悄用书本盖了起来,时刻警醒自己,要做个好学生,好孩子。

    我自问我那么做并没妨碍着谁。但后来,也不知是哪个下贱胚子竟把这事儿报告了老师,说我破坏公共财产,在课桌上刻了东西。于是先生便要看我在课桌上刻了什么。我用手捂着,不让看。老师就拎小鸡似的把我提起来,丢到了一边。然后她看到了那个“忍”字!

    心字头上一把刀,这就是“忍”!

    我是听一个老人给我讲的。

    当时还是小学一年级,还没学过这个字。老师不解其意,硬逼着问我这个字是哪儿来的,什么意思?我不肯说。因为在我童稚的心中,那个字就像一个咒符,说出来之后,恐怕往后就忍不住又要淘气了。

    所以不能说!

    老师也是驴脾气。我不说,她就往死里打我。老师是个女的,比母狼还凶狠。那天她一连打了我足有两个钟点儿。先是拳打脚踢,后来手打累了,就换了扫地用的拖把。三把拖把全被她打烂了!我清楚记得那天拖把的枝条散落的满教室都是。但我就是不肯说,打死我也不会说。

    后来放学了。

    孩子们都走了。

    先生也累得喘不上气来。

    她做梦大概也想不到会碰上我这种打死也不会开口的学生。于是改变策略,用了恫吓的办法,软硬兼失,说是要把我锁在学校,不让回家……于是我扛不住了,哇得一声哭了出来——在她打我的整个过程中,我没讨饶,没屈服。但当我要告诉她刻那个“忍”字是为了忍住淘气做个好学生时,却因无限委屈哭得好不伤心……

    儿时挨打挨得太多,所以也就没把那件事放在心里。渐渐淡忘了。不想二十多年后,一次几个儿时玩伴一起喝酒。偶然提起当年,问我当初写了个什么字,为什么遭那样一顿毒打?这才使我再次想起挨打的原因。同时也让我在回首的过程中,明白了我何以会成为今天这个桀骜不逊的我!

    是的,我曾经一心一意要做个被人喜欢,受人赏识的好孩子,好学生。我记起那时候每天放学,我总是抢着站在最前边争当排头兵。我记得我每天抢着做值日,擦黑板——我根儿上并不坏!但自打先生因为那个“忍”字而暴打了我之后,我这一生就再与先进无缘了。我非但没当上红小兵,此后也没能加入少年队,再后来也没能成为共青团员——我不稀罕!我只是我,一个桀骜不逊、睥眸众生、绝不言败、永不服输的傲岸灵魂:一切想压服我、折挫我的力量,都给我去它妈的!

    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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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一 假如我是主席上
    六十一假如我是主席上

    于是,当我初中临毕业,当班主任李士生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递给我一张共青团入团表格时,我拒绝了。我说:我不配,像我这种人,只适合加入万恶的国民党!

    我清楚记得,当时李士生老师是那么深那么深的望着我,连吸了三支烟,他才说:“不入就不入吧,你这一辈子,如果不能成为一个出类拔萃的人,你就饭筒都不如!”

    我记下了李士生老师的这句话。我一生都不会望。士为知己者死,我感激他,我不会让他失望。从小学到初中,给我关怀,给我理解,影响了我一生的,就是那位李士生老师。他是不同的,他对我特别好,特别优待,给了我最为宽松的教育方式。我说我讨厌学校,讨厌课堂,讨厌做作业。李老师就说:那你可以淘学,可以旷课,可以不做作业,只要你能把成绩提上来。于是在他的默许下我可以明目张胆不去课堂,可以在别的同学朗朗的读书声中,爬上教室的尖顶,去读《一个舰队的覆没记》,或是金、梁、古的武侠小说。在当时,我的这种自由竟让许多同学羡慕不已。于是某一天,就有几个也不想上课的,找副扑克也爬上房顶来凑热闹,升级调主好一番开心,结果就被教导主任发现了,蹦着高勒令我们下来。然后全校停课,开大会公开批斗,说是我们无视学校纪律,拿生命开玩笑等等。

    他批他的。我该咋样儿还咋样儿。不过房顶是不能上了,省得再给李士生老师惹麻烦。于是此后的一段日子,我便只好带了书本去学校外边,边玩边自学。我喜欢自己看书,自己摸索。直到现在,我还是坚持认为,曾经教过我的那些先生,绝大多数是蠢猪!甚至猪狗不如!给他们做学生,对我来说是一种莫大的污辱!

    记得那天我在学校外边玩累了。回学校,想溜进寝室睡一觉。走过传达室时,无意间看到风中飘动的那根管敲上下课钟的绳子,手就痒了,想也没想,抓起钟绳当当敲了几下。也不过是心血来潮,图个好玩罢了。没想到的是钟一响,整个学校的教学秩序就被搞乱了。别人不说,就是那位管敲钟的那个老头,就不依我,冲出来抓了我的胳膊死活不放,跳着脚的吹胡子瞪眼。后来班主任李士生老师也来了。那是他唯一一次跟我瞪眼。他二话没说,一上来,抬手就甩了我后脑勺一巴掌。

    我是该打,我毫无怨言,灰溜溜回了宿舍。

    晚上,晚自习时间,李老师才把我拿到了办公室。他说他教了半辈子书,这还是第一次打学生。他说半辈子他就没碰上过我这样难管的学生!说这些话时,一个中年人,一个男人,一条汉子——他眼圈红了,

    把头一低,开始卷烟。他吸烟的方式很特别,经常是把烟卷撕开,揉碎,然后再搀上汗烟叶子,重新卷好。他烟瘾很大,人也非常静默。背地李我们都叫他李老蔫儿。他很少说话。即便是在课堂上,也不轻易开口。每天走上讲台,他的开场白总是:打开课本,翻到第几章,第几页,看看有什么问题,不懂的,来问我……

    然后,他就开始在教室中来回溜达,好长时间再没一句话。

    直到的人提问,他才重新开口。

    另外,他上课时是从不带课本的,也很少给学生布置作业。他只是给人以启迪和独立思索的能力。当你问他为什么某道习题要这样做时,他通常会歪了脖子看你半天,才慢吞吞问一句:“为什么不这样呢?”于是问题就又被他踢了回来,让你自己来从提问中寻找答案。如此一来,他教出的学生,就多了一些创造力和开拓精神。

    所以我感激他。

    因为他不但给了我一种独立思考,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且还从不摆先生架子,能把我放在一个对等的角度来看,这是我最需要的。因为我也是一个人。我并不比谁低三下四。我向任何人要求平等。即便是中央领导站在我面前,我也不会觉得他有啥牛B的,不就官比我大嘛,其它还有啥——人不求人一般大,水不下滩一展平。我没吃着谁喝着谁,我自食其力,我凭什么要觉得谁、谁比我强呢?都去它妈的,我绝不给谁做奴才。

    因为,人不是奴才!

    我不是李老师的奴才。

    我与他是平等的。

    那时我常跟李老师做平等的交流,有时甚至还会人模狗样儿顺他根吸吸。我们天上地下无所不谈。当然更多的时候是我说他听。有一次就说到了文化大革命。我问李老师当年干过什么缺德事儿没有?斗没斗过自己的老师?又问他文化大革命究竟是怎么搞起来的,罪魁祸首究竟是谁?

    李老师就给我讲起当年的事。讲大跃进,四清,大炼钢铁什么的……后来又讲到如何为了亩产万斤小麦而深挖土地,掘地三尺,一亩地播下三百公斤小麦种子,之后又在“工作组”的指导下把全村全乡所有的大肥猪剁碎煮熟施到田里当肥料……

    我听了这些就觉得上一代人简直是愚蠢透顶,就连一个孩子都知道是荒唐,是不可能,是完全错误的举动,怎么我们的父辈就去那么做了呢?怎么当时人整人,人吭人的事儿他们就能下得去手呢?难道他们没长脑子吗?难道他们只是受四人帮随意操控的机器?

    我不明白这些。我只是觉得我们的父辈奴性太强,太盲目,太崇拜什么牛黄狗宝之类人玩艺儿了——难道不是嘛?难道他们认真想想,就分不出个是非对错吗?难道他们意识到自己所干的是一些蠢事,也不肯收手吗?

    另外,如果当年很多的人保持清醒的头脑和独立的人格,那么红卫兵、红小兵的造反还能不能成器候?

    此外,还有那些所谓的知识分子。照理说他们应该是中国的眼睛,中国的脊梁,但他们怎么也跟着瞎起哄,大字报、小字报、批林批孔很一顿瞎折腾呢?要知道打倒吴晗、赵树理,廖沫沙,以及彭老总之类的文章,决不是哪个两眼黑大乎的老百姓所能写出来的——那都是文人干的。如果不是他们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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