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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去后他找于一飞和李满朝商量，李满朝甚是热情，还翻出《史记》中韩非子的《说难》给他看。张开古文还算有一点水平，读了两遍便明白了“所说出于名高者也，则……为厚利者也，则……”这些罗嗦而又难懂的句子所要表达的无非就是投其所好，避其所恶；而“在知饰所说者所敬而灭气丑”则是见风使舵了。看来韩非确实生的年代过早，没能知道这些由国人在千百年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简练而又明白的经验。
毕竟不是系里推荐的，就象一个在皇帝面前争崇的妃子，却没有显赫的娘家，尽管张开使出浑身解数也只弄了一个副主席，但也还是个不小的收获。这回他没忘了给辅导员说一声，辅导员显然更加恼火，但既然木已成舟他也就顺水推船了，把恼火暂时的化为笑脸，直到最后他辞职后才一股脑儿的发了出来。
新的学生会组建完成后立即召开了一个部长级会议，会上新主席发表了和去年那个老主席差不多的讲话，号召大家创业，一改学生会毫无作为的历史，成为划时代的一届。其实就是不用号召他们也会创业的，因为每届学生会都没能给下一届留下什么可以守的基业，他们只好另起炉灶。
这时候学生宿舍里装上了电话，刚一开始他们为之欢呼过一阵，但很快他们感受到了电话带来的麻烦。电话刚一装上那段时间，大家似乎个个童心大起，相互打骚扰电话以示庆贺，那段时间里几乎每个宿舍都能在早上六点之前，晚上十一点之后或午休时间听见一阵阵清脆的电话铃声，拿起话筒来却只能听见“嘟嘟”的盲音或一句笑话。大家对此玩的不亦乐乎，有人曾以此为戏；把一个二十块钱的201卡全部用于此项开支，而有的骚扰者则能准确的判断对方提机的速度和开始计费的时间并在此之前挂掉，这样他便可以不花费任何物质代价来感受这种快感。这些骚扰电话常常占满了接口，正经的电话反而打不出去，有的人听见了内线的电话铃响便以为是骚扰电话，拿起来就挂了，这也耽误了不少事。与骚扰电话相伴生的还有一系列的反骚扰方法，一些人为练习这而大大增加了电话机的磨损。
正如每一项新技术的产生和投入使用都会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变革一样，电话促进了学生求爱方式的改变，不敢当这面讲喜欢她而只好写情书的小伙子现在可以通过电话来解决这个问题；而电话用处最大的还是那些碰上了一个害羞的女孩子或人家有点不大想理他，只要他知道了她的包括专业，年级等详细资料，甚至只知道她的名字，他就可以对她进行地毯式搜索，管教你跑了和尚跑不了庙，所以女生接到陌生人电话的概率远比男生大。但不论男生还是女生都被这些锻炼的极cool，遇到这种情况常常是边讲“打错了”边挂机。后来曾有人写文章批评过此事，说这是电话不文明现象之一，于一飞却认为既然电话打错了说的显然是废话，耽误对方时间才是不文明，而说这不文明则是中国人心灵生活的体现。
同时电话增加了老同学之间联系的代价从而减少了它并导致了关系的疏远，而一些处在热恋中的男生则象恨外面的花店一样恨它，因为它常常得花费大量的钱和女朋友谈一些本可以叫下来到楼下说的话。而张开那次打电话显然不是这种性质的，对方是薛霞，它满是娇笑的声音让王绪刚产生了误会，便也凑过来听。张开看着他反穿了拖鞋，两手在大腿处提着裤子，光着膀子，弯着腰，张大了嘴，欲听不能，欲罢不忍的样子非常生气，狠狠的瞪他了一眼，他却浑然不觉，就差口水没流出来了，气的张开忘了听薛霞说什么，只好说见了面再说。
他找薛霞是想和她合计一下工作上的事。按理说他对学生会不应那么陌生，但他过去只是一个小部长，从没参与过学生会一些决策性的事情，因而实质性的了解并不是很多，他以为学生会在学生组织中就象国务院一样，最起码领导的了那些校级的学生组织。但事实并不是这么回事，学校科协，大学生文工团，记者团这些组织都和他们平起平坐，还有固定的经费。这也难怪，这些组织里的都不是平常人，而这年头重视人才，就象以前宣传的铁人王进喜是个工人而现在宣传的王启民和秦文贵都是领导一样。况且这些组织还有用处，科协和文工团可以为学校争光，记者团是民之喉舌，唯独他们的人没有用处，领导人便是废物，连固定的经费都没有，只能用的时候再申请。
所以他上台的第一件事便是抓权，但要么他们的要求自己也觉得没有能力管，比如图书馆的一个管理员脾气特别坏，说话又特别罗嗦，同学们的意见很大，他们就给图书馆提了这件事，但人家是有人事制度的，他们当然管不了。要么就是他们没有理由管，就象餐厅问题，餐厅承包了以后就是经理的，谁觉的不好可以不去吃——就象工人总说资本家剥削他了，但不想去干活他可以不去——他们不会去求任何一个人，所以这些活动无一例外的都以失败而告终。
唯一的收获是在各个餐厅的墙上钉了一个木质的小盒子，让学生把对工作人员的意见投到里面，他们整理后交给餐厅，想让餐厅把这作为决定员工奖金的一项指标。在此之前他们已经合计好了对付经理奖励打菜少得而惩罚打菜的多的员工的办法——把这一项的内容都写的含糊其词，让他们看不出什么来，然后把学生反对的人别的方面的毛病写得多一些 。他们还担心餐厅的主管不理这些意见，便和他们商量如果他们在员工的奖金中考虑了这些因素，学生会就会在卫生方面对他们放宽一些。
后来的事实消除了他们的担心，因为即便他们把开箱时间变为一月一次，也只能收到几份很少的意见，很不全面，根本无从对每个员工打分。但他们有常听到学生对工作人员的非议甚至咒骂，却没人骂他们学生会，这使他们更为伤心——在学生眼里这些事他们也管不了。后来张开把一个餐厅的意见箱取下来给朋友寄东西用了这也没有引起任何议论，也许他们认为是因为它有碍风景。
学生会主席团内部对这次活动的总结在一家饭店的一个雅间里举行，这绝不是公款吃喝——他们没有可以用来吃喝的公款，由于都是认识没多久的工作关系，实行的是AA制。至于后来他们常到办公室里喝酒，打扑克，张开甚至把李玉琴带到那儿做爱，可能算是他们以权谋私的地方。喝酒时规矩历来如此，先是人人平等，接着是能者多劳，它们先碰了几杯酒，讲了几句客气话，然后便开始发牢骚。他们分别表达了当初进学生会的活动和活动过程中的劳累，最主要的还是失望——也许一切都由此而起。这些话随着酒把他们之间的隔膜融化使他们越谈越深，这些深入的迭加使他们最终成了莫逆之交，这才是最团结的领导班子，是无权可争，无心可斗和一种同时天涯沦落人的失望和伤感成全了他们的团结，又使它毫无意义。
讲完牢骚后张开提出是不是可以把学生团结一下，这样也许可以弄到一些权力。他们纷纷觉得这是很好，可又觉得像一群耗子商议给猫脖子上挂个铃铛大家便可以平安一样无法实现。“不对。”主席立即反驳说，大家精神一震，以为他有什么高招，他却说是这个比喻不当，耗子往猫脖子上挂铃铛是不敢，他们又不是胆小，经过一番讨论他们觉得应比作如果找一只长犄角的驴子大家一定会觉得好玩却不能找到一样。
后来还是张开想出了个主意，说它可以策动一个各系主席联合会之类的东西，“我想那些主席一般也想在外系出个风头，不会太不给面子，”他说，“关键就在于这个联合会的组织，我想他们谁也不会愿意在同一个级别的代表着别的系的利益的人中产生一个可以领导自己的人，你们便可以……”然后他们真的组织了各系学生会主席联合会并如愿抓住了其领导权，但这一样毫无用处，那些主席各自代表一方互相不听节制，他们也没有办法，就象北阀胜利后的蒋介石一样，虽然是全国的总裁，但说谁谁都可以不听，甚至有时候连协调一下他们的关系也不能够，他们之间发生根本性的冲突还要和过去一样靠实力来决定一切——让纠纷诉诸决斗是法官无能的表现，这让他们感到失望。这也让他们深刻的体会到了权力的背后是利益，有权力就是能给人或破坏人的利益，没有掌握利益的领导权都是一句空话。
抓权运动的失败并未将他们为官一任，造福一年的责任心全部打击下去，尽管他们已经对前辈的无所作为给予了最大限度的理解，也都隐隐意识到自己很难创造非常的辉煌。但他们还是想做点事情，一则为了那点责任感，再则为了给学校留下一点什么以便后面的人能记起他们，还有就是为了寻找一种成就感，毕竟能到主席团的人都是有事业心的。
他们想给每个宿舍楼安个信箱，学校九座学生宿舍，才有两个信箱，很不方便。安信箱的关键是要邮递员去拿信，这得去找邮局，邮局的人先说是国家有规定，平均多少人装一个信箱，又说学校不给他们盖房子，这样那样的说了许多。他们也没有办法，这不能说多装几个信箱寄信的人就会多一点，邮局是国家单位，这样的利诱对他们不起作用，只好再回去给学校说给他们一些好处作为交换。对给邮局盖房子的好笑程度的深刻认识使他们根本没有给学校提这件事，但同样还是失败了，要给他们的每一点好处都牵涉这好多部门的手续，学生工作处根本就无法做到。他们一计不成，再生一计，想在马上就要来的校院文明活动月上做点文章，毕竟这事以前有，改革也许比创新容易点。
校园不文明现象一部分是由于学生不文明造成，还有一部分则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