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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九年廖沫沙从香港回来，住在中南海里。有一天在怀仁堂看话剧，他又碰到了江青。江青主动和他打招呼：“你也来北京了，好啊，我们又在一起了。闲下来的时候到我家里串门吧。”但是，廖沫沙从来也没有去。以后，廖沫沙在彭真的办公室里也看见过江青，他都没有主动和她打招呼。
一九五四年底，廖沫沙因腰脊结核病住在北京医院治疗，他的病房正好对着楼梯。一天，他正躺在床上时，也来看病的江青正好看见他，就进来了。廖沫沙赶紧起床欢迎，江青连忙摆手说：“别起来，别起来，你就躺着，我们随便聊聊。”她自己坐在沙发上和他谈起来。讲了过去演过的戏，也讲了她自己的光荣历史，又讲了她和毛泽东结婚的情况，直到护士叫她才走。走的时候，她还说：“我明天再来和你谈一谈。”但是，第二天，廖沫沙就出院了。临出院的时候，他也没有去和江青告别。那时，见江青还是相当容易的，并不像后来那样门庭森严，岗哨林立。
十年后，即一九六四年，廖沫沙写了两篇文章，一篇是称赞吴晗《海瑞罢官》的，题目是《史与戏》；另一篇是应孟超之邀写的《有鬼无害论》。没有想到，这年的下半年就开始批判孟超的《李慧娘》，也批了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廖沫沙感到奇怪：批孟超，怎么把我也给联系上了？他到了中宣部打听，才弄明白了：毛泽东对文艺界作了重要批示后，文化部写了一个报告，对前一段的作品情况做了个总结。江青看到这个报告后，问中宣部的负责人：“这有一个同情李慧娘的有鬼无害论你们知道吗？”“知道。”“知道你们为什么不加上他？这个化名为‘繁星’的就是廖沫沙，是北京市委的。”于是，报告上加上了他的名字，报刊上开始批判他了。廖沫沙只好写了检查。
一九六五年，廖沫沙下乡去搞“四清”，先在通县，后到李社小镇。没想到第二年春季就赶上了批判他和吴晗、邓拓的“三家村”。一场大难来临了……
江青此刻看见廖沫沙，用她的话来说：“就像见了一个苍蝇那样的思心，这是一个在上海就想出卖我的叛徒，一个无耻的文痞和瘪三。法庭把这个人拉来作证，可见他们堕落到只要是反我的人，就是什么人他们也要用。”于是，她厌恶地把头扭向一边。
廖沫沙讲话了：“江青这个迫害狂，在文化大革命中诬陷、迫害了一大批无辜的干部和群众。我就是她们诬陷迫害的一个，江青诬陷我是‘很厉害的特务’，完全是无中生有，凭空捏造。我是一九二七年徐特立创建的长沙师范毕业的学生。我从十几岁的学生年代就参加革命工作，几十年中一天也没有离开过党的领导和指示，一天都没有停止过为党和人民工作，一九三二年我在上海的时候就认识了江青，当时我们俩一块儿共居一室，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她完全了解……”
一听这话，江青勃然大怒，她立刻回过头来骂道：“放你的狗屁！我知道你是个叛徒，就是个特务！你是个什么东西！”
廖沫沙猛地一拍桌子：“江青，你和你的同伙犯下的罪行比人的头发还要多！人民对你恨之入骨，你的地位虽高，你的人品是极低的，我了解你！”
江青指着廖沫沙怒斥法庭：“你们为什么让这样的流氓和无赖跑到这里来作什么证？他就是叛徒，他的历史我最清楚，你们也是叛徒的同伙！”
“不允许你在这里辱骂证人！”审判长曾汉周摇起警铃，大声喝斥：“江青，你已经违反了法庭规则，我对你提出警告，不许你讲话！”
“我就是要讲话，廖沫沙是地地道道的阶级敌人，是在历史上投敌叛变的无耻特务！”
曾汉周下令：“将江青押出法庭，法庭将追究她的法律责任！”
话音刚落，两个女警扑上来，将江青双手一扭，飞快地押出法庭。一路上，江青高呼：“打倒叛徒！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打倒叛徒集团！”
这时，审判长让廖沫沙继续控诉。于是，他只得面对着无人的被告席声泪俱下：
“江青对我的历史是了解的。她是故意诬陷我，故意制造冤狱。我被无辜地关押了八年多，又流放劳改了三年，肉体上受尽了酷刑。”说到这里，他竟然流下热泪，悲泣地说：“遭受他们这样酷刑的不止是我一个人。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同志被他们扣上特务的帽子，逮捕关押，在监狱中戴了五年的手铐。寒冬腊月连棉衣也穿不了，只能披在身上。一个从十四、五岁就参加革命，一辈子为党的事业出生入死，忠心耿耿的老革命家，就这样被残酷迫害，惨死在狱中……”
旁听席上的人们，感到非常遗憾。这么生动的控诉，被告却不在跟前。有的人对审判台上的法官们不满意了。他们是怎么搞的，为什么不让江青来听这些？江青在法庭上闹，让广大的群众不是更可以看到她的本来面孔吗？把她押下去，有什么意思呢？有的人说：“我们几千里赶来，就是为了看看江青受审时的情形，法庭把她押下去，我们只好看他们了……”
“副市长吴晗同志，是一位纯正学者。远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就接受抗战救国的纲领，在党的领导下从事抗日民主的斗争，团结广大爱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过很大贡献。像这样一位老学者、老同志，也被他们扣上特务和叛徒的帽子逮捕关押，惨死狱中。他的夫人袁振、女儿吴小燕也受到株连被迫害致死。搞得家破人亡。还有著名作家老舍先生，他热爱人民，热爱祖国，回到北京的老家，响应党的号召，为人民创作了大量歌颂新中国的作品，也惨遭迫害诬陷而死。江青，你们这伙人实在是罪恶多端，罄竹难书，我们强烈要求将江青交给人民严厉惩办，决不能让这样的人再卷土重来。”
那个曾经被江青说是“很厉害的特务”，关在监狱七年之久的王昆仑，在他女儿王金陵的陪同下来到法庭，由他的女儿代他向法庭宣读控诉：
“我被江青、康生及谢富治一伙诬陷为特务。江青还说我是‘证据确凿的、很厉害的特务’，使我受到严重的迫害。他们只说一句话，就把我逮捕起来，关进监狱达七年之久。在监狱里，江青、康生、谢富治一伙还指使专案人员对我大搞逼供信，强迫我招认是特务，是反革命。我从三十年代开始，就在党和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下工作，曾经跟蒋介石进行过面对面的斗争，而你们竟然诬陷我是特务，是反革命！我坚决抵制。他们就对我横加摧残，带上手铐，拳打脚踢，我的牙被打断，头被打肿，双腿不能行走。同时，我的全家都受到迫害，他们一伙不仅把我爱人曹孟君看作特务，还要把我的兄弟姐妹、我的女儿金陵，统统打成特务及特务的嫌疑分子。甚至连我的第三代、当时只有十四、五的外孙女儿也受到株连之苦……”
被告席上的位置空无一人，只有审判台上的法官们听得津津有味，旁听席上的人们可是不满意了，但是也只好看这场没有被告主角的戏。
王昆仑的女儿口才很好，念起父亲的控诉来朗朗上口，感情丰富：
“江青、康生一伙这么做，并不是对我个人有什么特别的仇恨，他们是为了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所以点名一大批，逮捕一大批，害死一大批。仅就民主党派来说，从中央到地方，无论是长期跟我党合作的，还是为人民做过一些好事的同志；无论是长期坚守统战工作岗位的共产党员，还是国内外知名的民主人士，几乎无一幸免，逮捕的逮捕，批斗的批斗。这些同志，他们在解放以前跟国民党反动派斗，眼日本帝国主义斗，跟特务斗，随时随地都有牺牲的危险。但是，他们没有退缩，坚定不移地跟着中国共产党定，中国的解放和建设，也有他们的血汗功劳。当年，蒋介石反动派把他们看作眼中钉、肉中刺，只是顾虑到人民和社会舆论才不敢公然加以谋害。然而，蒋介石所不敢干的，你江青干了。你江青破坏了我党的统一战线，迫使我们许多的好同志身心受到了极大的摧残。多少同志饮恨而死。江青一伙的罪行真是罄竹难书！我作为受害人，作为证人，要求将江青依法严惩，绝不能宽恕。对这种人的宽恕就是对人民的犯罪！”
此刻的江青，坐在候审室里仍然大骂不止：“被这种人反对是我的光荣，毛主席早就说过：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廖沫沙在三十年代和国民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的许多同志都是被他告密的，这是我们早就掌握了的材料。但是，我们正要取得证据的时候，我离开了上海，而他就在一些人的包庇下逃脱了审查。请同志们想一想，他在监狱里干坏事，和我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要把他在监狱里的所谓迫害和我挂起来呢？难道是我让看守长干的？真是岂有此理！”
这是江青最喜欢骂的一句话。
江青想起了当年看过的有关廖沫沙在押表现材料，当时是这样记载的：
一九六六年六月以后，廖沫沙被住在同院里的红卫兵进行了多次批斗；到了八月，李雪峰为首的新市委将这伙黑帮集中至南口的“反修堡”集中学习，自我批判；两三个月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