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六年六月以后，廖沫沙被住在同院里的红卫兵进行了多次批斗；到了八月，李雪峰为首的新市委将这伙黑帮集中至南口的“反修堡”集中学习，自我批判；两三个月后，造反派打着“揪鬼队”的旗帜，对这些黑帮进行批斗，当场打了廖沫沙；这年十一月底，这些黑帮被带回城里，让他们住在城里等待处理。他们每天到市委机关打扫卫生，看大字报。从一九六七年起，廖沫沙等黑帮被揪到外边批斗，斗了一年后，即一九六八年三月，把他们关在北京卫戍区里，一人一间房，窗户上的玻璃用油漆刷黑，使人看不见他们。房间里一张床，一个方凳，一个痰盂，大小便要敲门出去。吃饭的时候，每人两个碗，早饭、晚饭吃窝头，中午吃一顿细粮，一般是面条、馒头。有一次，廖沫沙嫌打饭时，一个解放军小战士少给了他一些，就嚷着再给他加些。战士问道：“你有多少粮票？”廖沫沙说：“一天一斤。”“给够了，不给了。”廖沫沙火了：“不给，我就不吃了。”说完，他就把饭全部倒到桶里去了。
回到房间后，那个小战士开门进来，对他说：“你可以随便吃。”马上给他满满地盛了一碗。这时，来了个小军官，他问廖沫沙：“你刚才闹什么？”廖沫沙说：“给我打饭时少了些，我倒回去了。”那个军官说：“你不吃，你不吃就算了。”廖沫沙的脾气又上来了，马上把饭端出去了。这天，他没有吃午饭。吃晚饭时，小战士说：“你能吃多少拿多少。”廖沫沙一下拿了三、四个窝头。看守的士兵见了，马上过来打他。廖沫沙大骂：“你们不是毛主席的兵，你们是法西斯……”
还有一次，廖沫沙敲门上厕所时，一个战士催他：“快点！”他发火地说：“别人还在睡觉，你们吵啥？”两个战士冲上来，把他揪回房间，按在床上使劲地打。他拼命地叫喊，战士们就把毛巾往他嘴里塞，把他的牙齿都给弄松动了……
想到这里，江青愤怒地骂道：“这和我有什么关系？难道我让那些战士们打你来？这种牵强附会的审判出自一个所谓的最高人民法院的特别法庭，简直是丢人，说明了他们为了整垮反对过他们的人，不择手段使用了各种栽赃和构陷的勾当。将来的历史总会为我鸣冤的。”
江青似乎有点异想天开了。
回到监房后，她向监管人员要纸说：“我要写控诉，要向党中央告他们！”
监管员哈哈地笑了：“告？你往哪里告？这里就是处理你的最高级的判决。特别法庭就是代表人民的最高的法律机构，你告到哪里也是没有用处的。你不是天天学习马列著作吗？你难道不知道你现在所处的地位吗？当初，廖沫沙在这里关押的时候，他们也和你一样，想不通，慢慢就想通了。你现在是人民的敌人，就是让你规规矩矩，不能乱说乱动。你在法庭上的表现，我们都看到电视了。”
江青一听电视上也出现了这个镜头，脸上露山微笑：“怎么？电视上也可以看到他们把我拉出法庭的镜头？他们真敢播放？”
“电视上播放的还挺详细呢。”监管员说，“全国人民都可以看到你在法庭上的表现。”
江青长长地出了一口气：“我就是要让全国人民都能知道事情的真相。这也好，让人民都看到他们是怎样对待毛泽东的老婆的。那个廖沫沙的确是个坏人。尽管如此，我们曾经想给他一条出路的，但是他不识时务。”
“怎么个不识时务？”监管员有意地问道。
江青说：“一九七二年，我们专门派了一个人和他谈话，请他谈谈粉碎林彪的感想，问他有什么困难？当知道他在监押期间把牙让战士打坏后，专门给他配牙。没想到，他还在继续反党，提出三条想不通。第一，革命了大半辈子，到现在是怎么回事，想不通了；第二，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几十年，学到现在，马列主义是怎么回事，也想不通了；第三，我写了大半辈子文章，在上海就开始写，怎么能犯错误？但是，现在是什么错误？也想不通了。他公然诬蔑毛主席，说我们认为他是反革命，就让他继续坐监狱去。但是，党还是给他出路的，让他到江西封泥县一个农场劳动去。现在他公然造谣，把他干的坏事所遭到的结果，嫁祸到我的头上，这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吗？”
监管人说：“他说他的，你说你的就可以了，你不该骂人嘛。骂证人就是违反法庭秩序啊。你老是这样，怎么能给全国人民留个好印象呢？你看人家王洪文，有人就开始同情他了。”江青笑了笑，哼着说：“我是永远不会做到王洪文那样的样子的。我才不上他们的当呢。你还是给我些纸，我要准备答辩了。你把文天祥的诗集给我找来，我在写答辩时用得上。我知道，现在我和廖沫沙的地位换了个位置，对不对？反革命复辟了嘛。走资派上台了嘛。所以，我遭到这样的待遇是不奇怪的。如果把我捧为上宾，那才是奇怪的呢。你说对吗？”
监管人员下再理她了。
这天，江青又看了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在列宁的一段话下划了着重线，表明了她在此刻的思想：“第二国际绝大多数正式代表已经完全滚到机会主义那边去了。他们不仅忘记了公社的经验，还要把它加以歪曲。他们没有教导工人群众说，工人们应当起来的时候到了，应当打碎旧的国家机器而用新的国家机器来代替它，反而把自己的政治统治变为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他们不但没有这样教导工人群众，因而教育工人群众相反的东西，他们对‘夺取政权’的就了解，也给机会主义者留下了无数空隙。”
江青批道：“这话就算像针对着今天讲的一样。我们现在的时代没有变，任务没有变，只是我的地位变了。我是在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战斗，尽我自己所能了。”
第二十章
“你们比法西斯还法西斯！”江青愤愤不平了。她想从毛泽东多年的斗争策略中汲取一些有益的方法用在今天，但最终还是徒劳的。
江青在大寨
早晨起来，江青愤愤不平地又仔细研究那篇不知看了多少遍的《起诉书》和那本《刑法》的小册子。
她要从这两篇东西中寻找反击法庭的根据。说老实话，看了几十年的阿谀奉承文章和信件，再看这类批判和起诉她的东西，那两种心情当然是截然不同的。这时她才体会到毛泽东经常说的一句话是非常有道理的：对立着的矛盾着的事物，无不在一定的条件下向其相反的方向互相转化。世界上是从来没有一成不变的东西。从权力的顶峰跌到监狱里，这就是条件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所以，就是到了法庭上，他们竟敢对她实行连拉带推，将她扭送出法庭。她认为法庭上对自己粗暴的推搡行为是法西斯，她问监管员：“法律上允许不允许对被告人采取那种像上刑场似的做法？我看了刑法的所有条款，找不到他们这样干的依据呀？我倒是找到了他们对我这样做是非法的依据。”
监管员让她拿出来，她打开《刑法》，指着第一八八条和一八九条说：“你看看，这里的规定他们这些人都敢违反，可想下面的人会怎么样了。我看更是无法无天！”
监管员看到上面的两条内容是：
”第一百八十八条 司法工作徇私舞弊，对明知是无罪的人而使他受追诉，对明知是有罪的人而故意包庇而不使他受追诉，或者故意颠倒黑白做枉法裁判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剥夺政治权利；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第一百八十九条 司法工作人员违反监管法规，对被监管人实行体罚虐待，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二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江青问道：“你说，你们是不是违反了这些规定？”
“没有，而是你违反了法庭的秩序，这在开庭之前是向你宣读过的呀。”
“看来，你也是站在他们的立场上说话的。我也知道现在是没有人敢为我说句公道话的。因为我在目前的条件下是当局的头号敌人，谁敢替我讲话是要受到他们的打击的。是不是呀？”
“这是你说的，我可没有这么理解。江青，我看你还是现实一点吧，不要太死心眼了。”
“你大概不是他们派来劝降的吧？我看他们也不会看上你的。你还年轻，不知道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的追求。我可不像有些走资派那样，在文化大革命中说了那么多的好话，作了那么多的检查，到头来全要推翻。就像邓小平那样，口是心非，阳奉阴违，两面三刀，这是什么政治家，完全是反革命两面派嘛。我知道你会汇报上去的，那你就汇报吧。我什么都不怕，既然他们比法西斯还要法西斯，我和他们就只有公开的斗争了。”
这就是江青在被强行驱逐出法庭后的真实的思想和态度。
既然这是一场斗争，那么到底该怎样和他们斗呢？江青在苦苦地思索着这个问题。现在，一切要靠她自己来决定，连个商量的人也没有，这是对她独立作战能力的一个检验。江青从毛泽东在解放战争时期的一些军事思想开始着眼，尽量从毛泽东的对敌斗争的策略上找些有益的启发。
毛泽东从抗战胜利开始的第一天起，就着眼于解放全国的战争准备，他对蒋介石从来就没有报过任何的幻想。他对今后阶段的科学预见和思想准备，是建立在对蒋介石的深刻认识和周到的调查研究之上的。正是从这一点出发，他确定了决定中国命运的战略指导思想，立下了用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的战略原则。
中国解放战争的胜利不仅是人力、财力和物质的较量，更重要的是两个统帅智力的较量和毅力的较量，斗争的结果是毛泽东的智力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毛泽东和杜鲁门智力斗争的第一个回合，是用立足于打的真谈判来对付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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