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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孙科致孔祥熙、宋子文电》，载广州《民国日报》1931年5月27日。
② 孙科：《倒蒋的理由与趋势》（1931年7月1日），载《中央导报》（广州）第3期。
③ 孙科：《倒蒋运动与中国革命的前途》（1931年6月），载《中央导报》（广州）第1期。
④ 《孙科在广东省党部纪念周的报告》（1931年5月25日），载广州《民国日报》1931年5月26日。
⑤ 孙科：《倒蒋运动与中国革命的前途》（1931年6月），载《中央导报》（广州）第1期。
⑥ 孙科：《今后的党务工作》（1931年8月9日），载《中央导报》（广州）第7期。
⑦ 《孙科致蔡元培等四监委电》，载广州《民国日报》1931年5月27日。
⑧ 孙科：《倒蒋的理由与趋势》（1931年7月1日），载《中央导报》（广州）第3期。
⑨ 孙科：《倒蒋运动与中国革命的前途》（1931年6月），载《中央导报》（广州）第1期。
⑩ 孙科：《倒蒋的理由与趋势》（1931年7月1日），载《中央导报》（广州）第3期。
⑾ 孙科：《倒蒋运动与中国革命的前途》（1931年6月），载《中央导报》（广州）第1期。
⑿ 孙科：《两个月内完成倒蒋工作》（1931年7月20日），载《中央导报》（广州）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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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于国家预算，无一公布，财政部已成为蒋氏可以‘任意携取’的私库”。①
孙科痛斥蒋介石在发展经济方面，“实在绝对无一点好成绩可表现出来”。他断言，在蒋介石“专制独裁”统治下，“和平成为梦想，建设等于空言”，“中国之进步和发展，实为绝不可能”。②
（三）指责蒋介石使国民党失去人民“信仰”
孙科声称，“国民革命运行，其始发展迅速，其原因为本党之基础，是在有民众之拥护，且具有为民众所崇信的政纲”，然而由于蒋介石已把三民主义、《建国大纲》“一概束之高阁”，“南京政府已日渐离开了民众，愈趋而愈远”。在蒋介石独裁统治下，“高压的、威胁的政治日日增加，层出不穷，驯至人民都要被禁止言论的自由和集会的自由”，老百姓“几乎无一事不受干涉”，“民众不惟没有得到革命利益，并且原日安定的局面也不能维持”。③因此“不独一般智识阶级离开了国民党，且城市的商人和乡村的农民对于本党都起了怀疑，甚至有了敌视的态度”。孙科说，他本人就“屡次亲闻”，“素来竭诚拥护南京政府的商人”也抱怨“南京政府实比不上孙传芳的政府”。孙科在列举了全国各阶层人民对蒋介石强烈不满的大量事实后指出，由于国民党已“丧失人心”，“腐败之极”，社会上“几年前拥护三民主义，爱护本党的那种心理消失净尽”，更有甚者，民众已视“本党的宣传，是行一种哄骗的伎俩”。虽然“我们所唱的口号”“极其漂亮”，“但所见所为事事相反”，所以全国民众“对于本党当然有了仇恨心理”。④ “试看今日全国各大中小学，无一不拒绝蒋家的国民党分子之侵入”，“各地民众对各地党部无不怨声载道”，“党外洁身自爱的青年皆以入党为可耻、为畏途”，“至视党部为万恶之渊薮”。孙科斥蒋，“简直把本党先烈以头颅碧血换来的光荣历史和民众同情都摧毁完了”， ⑤声称：“蒋介石已成为全国人心之公敌”。⑥
孙科对蒋介石的抨击是尖锐和凌厉的，他站在维护国民党统治的立场，为蒋介石的种种“倒行逆施”而痛心疾首。在宁粤分裂期间，孙科对蒋介石多年的不满如大坝泄洪，全部释放出来。他用了许多诸如“专制魔皇”、“怙恶不悛的反革命”、“最鲜明的反革命东西”等词形容蒋介石。孙科甚至大骂蒋介石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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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孙科：《倒蒋运动与中国革命的前途》（1931年6月），载《中央导报》（广州）第1期。
② 孙科：《倒蒋的理由与趋势》（1931年7月1日），载《中央导报》（广州）第3期。
③ 孙科：《倒蒋的理由与趋势》（1931年7月1日），载《中央导报》（广州）第3期。
④ 孙科：《今后的党务工作》（1931年8月9日），载《中央导报》（广州）第7期。
⑤ 孙科：《倒蒋运动与中国革命的前途》（1931年6月），载《中央导报》（广州）第1期。
⑥ 孙科：《倒蒋才能求得和平统一》（1931年8月17日），载《中央导报》（广州）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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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传染甚速的疫鼠”，呼吁全国“急扑杀之”。①虽然孙科与蒋介石存在尖锐矛盾，然而这只是在维护国民党统治的基础上，孙科的温和改良主义和蒋介石军事独裁主义之间的冲突，它并不能使孙科的反共态度有所改变，因此，孙科在鼓吹反蒋的同时，仍然坚持反共的立场。
孙科鼓吹粤方“非常会议”的使命，“头一个是倒蒋，第二个是剿共”。②他认为，“欲求中国和平统一，必先倒蒋”，“欲使中国国民党复兴”，“端在打倒蒋中正”。蒋若不倒，“全国皆亡不可”。但是，他却把共产党和蒋介石相提并论，同指为“和平统一”的障碍，而提出“讨蒋必剿共、剿共必讨蒋”的口号。③他声称，“救中国、求和平、求统一、从事革命建设”，非把“倒蒋”、“剿共”并行，“非此中国是无出路的”。孙科站在反共立场指责“蒋是造成共产党的罪魁”，④认为蒋驱使非嫡系部队剿共是“借刀杀人”。孙还攻击蒋“剿共不力”、“大言夸功”。他说，江西红军以前只有“几千枝枪”，而“现在已有了十几万”，“其增加的数量，完全由剿共军送给他们”。孙科挖苦蒋介石“剿共军”，“实在是红军的运输队”，声称“这样下去，再过一年，蒋中正的枪要全给（红军）去了”。“我想再迟十年，他也是剿共不成”。⑤
孙科在强烈谴责蒋介石的“假党治”、真独裁的同时，亮出了他自己的“党治”主张。孙科认为，实行“以党治国”的首要条件就是：
1、以“分权代替集权”，促成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的稳定。
孙科把蒋介石军事独裁势力膨胀的原因，归之于国民党党权的衰落，因而竭力主张“把党权恢复起来”。他提出，为了“坚固同志的团结”，防止有人包办党务，必须“把政府与党部关系划清”，“将治权整个地归之于政府”，使“各级党部纯粹居于指导监督者地位”。⑥孙科认为，如此才“不仅可以推倒今日之蒋中正，而且可以抑制来日无数之蒋中正使其不能产生”，使全党“跟着三民主义走”。⑦
2、鼓吹推行地方自治
孙科认为，根据孙中山的《建国大纲》，训政时期一个重要工作是推行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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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孙科在广东省党部纪念周的报告》（1931年5月25日），载广州《民国日报》1931年5月26日。
② 孙科：《倒蒋才能求得和平统一》（1931年8月17日），载《中央导报》（广州）第8期。
③ 孙科：《以党治国之真义》（1931年7月），载《中央导报》（广州）第3期。
④ 孙科：《两个月内完成倒蒋工作》（1931年7月20日），载《中央导报》（广州）第4期。
⑤ 孙科：《倒蒋才能求得和平统一》（1931年8月17日），载《中央导报》（广州）第8期。
⑥ 孙科：《以党治国之真义》（1931年7月），载《中央导报》（广州）第3期。
⑦ 孙科：《两个月内完成倒蒋工作》（1931年7月20日），载《中央导报》（广州）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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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它的目标不仅在于“训练”掌握管理自己的能力，而且还是达到民生主义、巩固国民党统治基础的一个重要手段。因此，断不能因为“中国数千年的专制流毒造成地方自治的基础异常薄弱”而“因噎废食”。他鼓吹国民党应象“‘保姆’教儿童走路一样”，“对人民加以指导训练”，“培养”人民具有完成地方自治所必须的“心理基础”、“人才基础”、“教育基础”、“伦理基础”。他鼓吹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国民党除了在农村加紧“修筑道路”，还必须推广“识字运动”，使人民能够了解法令文告，改变“少数土豪劣绅”对基层政权的“把持操纵”的局面。在孙科眼中，只要采取这些改良主义的方法，不仅国民党统治基础可以得到巩固，而且中国“很容易的就可以和欧美并驾齐驱，甚至可以超过他们的成绩”。①
3、主张改善国民党与人民的关系。
孙科鼓吹，为了改变“青白旗之势力日蹙一日”的局面，②“挽回本党已失去之信仰”，国民党必须设法“改良人民地位，增加人民福利”。他声称，国民党“不是少数人的党，而是全国人民的党”，要求国民党员“千万不要向人民作福作威”，务必使“人民对党发生好感，不要使他们以为本党是特殊阶级”。③
宁粤分裂时期孙科对蒋介石的“党专政”作了颇为深刻的分析和批判，他幻想通过提高党权、抑制日益膨胀的蒋介石的个人独裁以调节国民党内部的严重矛盾，并主张采用一些改良主义措施，来缓和国民党与广大人民的尖锐对立。于是他只能打着孙中山的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