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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陈白尘：《我这样走来》，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美术出版社2008年6月版，第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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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被改造，融入革命的洪流中去了。今天我们没有看到有关反映张春桥在这个时期有什么痛苦和苦恼的历史资料，邓拓还有一点，在1944—1945年整风审干运动中，他写的一些诗，抒发了某种苦闷的情绪。
沙飞是很早去晋察冀的，他是1937年下半年就去的，比张春桥早，可是他入党是在1942年。我们知道1938年和1939年是中共大发展的时期。这个时期只要你有一点入党意愿，历史比较清楚，大致就能够入党。到了1939年下半年才有一个巩固党的决定，就是停止大发展。在这个党员大发展的阶段，为什么沙飞不入党或者入不了党？我们通过王雁提供的资料知道有两个原因：一是组织上对他的经历有一些怀疑，这主要因为沙飞是李公朴介绍去根据地的，而不是中共地下党介绍，也不是八路军办事处介绍的。在当时的中共党人看，李公朴是一个“灰色政客”，这样就对沙飞起怀疑了。另外一个原因是沙飞对入党没有什么积极性，这在当时绝对是少数。当然类似的情况在延安也有，其中一个就是萧军。他到延安也是很早，当他最后确定想入党已是1945年，彭真也同意了，但是他去东北不久就被认为犯了一个“严重错误”，于是就入不了党了。还有一个老同志也是革命艺术家，他就是塞克，他也是很早到延安，却始终没有入党。
我想沙飞在1942年之前，他是作为一个很有成就的专业人士被党重用的，应该属于“统战对象”。1942年之后，他是共产党内的“民主人士”。为什么呢？因为他太个性化，他保留了比较多的艺术家的知性、感性的方面。他的个性化的左翼色彩到晋察冀以后还没有完全消失。我们的沙飞同志对体制化不敏感，他居然对长期保护他、重用他的聂荣臻司令员还有意见，甚至发展到要给在延安的毛泽东写一封信告聂的状，这在当时是很大的事，是完全违反组织纪律的，也是非常奇怪的。这件事，王雁的书上写了，我觉得写下这一段史实很重要。
第二点是在1945年8月，八路军快到张家口的时候，他居然要写信给毛泽东，还是血书，他要和毛泽东讨论党的重大战略问题。他是不是精神失常？我觉得他头脑还是清楚的，他就是充满一种疯狂的革命激情，他身上的个体化左翼色彩还保留着。张春桥肯定就不会这么做，所以沙飞虽然也入了党，也做了大量革命工作，但他身上还多多少少保留着自由的思想。昨天也谈到，沙飞非常认同，并身体力行了“革命艺术是一种战斗的武器”的思想。其实主张革命艺术是战斗的武器，这个概念在1929年就有了。在延安的丁玲、萧军、王实味等，都认同革命文学艺术是宣传真理的战斗武器，所以持“战斗武器说”并不说明什么，我看来看去，总觉得沙飞有一点王实味的影子。
依我看这里有两点：一个是他对聂荣臻司令员的态度；第二是他要和毛泽东讨论问题这件事，这些都属于“非常不合时宜”。我们知道有一个高长虹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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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曾经和鲁迅打过笔仗。高长虹1941年来到延安，他也是写信要和毛泽东讨论重大战略问题，本来还很好，把他作为民主人士，请他吃饭，也请他讲话。在高长虹和毛泽东谈过话以后，组织就不理他了，把他边缘化。到1945年他随着八路军到东北，高长虹也算是一个老同志了，就长期由东北局的宣传部把他养着。高老先生最后不知所踪，到哪儿去了人们也不知道。他是一个思想奔放的老先生，他们都对革命组织缺少很认真的体会。
我的意思是沙飞的聪明才智和聂荣臻对他保护成就了他在晋察冀的13年。前边讲了，沙飞有所谓“历史问题”，今天我们看这个根本不是问题。但在当时这是很严重的事，第一，他参加了国民革命第一军的北伐，这是蒋介石嫡系部队，在国民党反共的时候，没有看到沙飞的反抗。第二，1931—1936年，沙飞在汕头当了国民党军队电台的一个报务员。放在1942年的晋察冀，这两点绝对是大问题。我看沙飞在激情和癫狂之下，有一种清醒在里面，他没有糊涂，他没有向组织上汇报交代汕头这段历史。他知道如果交代了这段历史，他就非常危险，因为当时情况下，党组织没有办法去“外调”，到汕头去了解他的历史。这样，轻则把他“挂起来”，重则如果是在陕甘宁边区，那就要送到边区保卫处的。沙飞是知道其中的利害关系的，他不会不知道他的同事和朋友邓拓，尽管在《晋察冀日报》的工作岗位上做出重要的贡献，但就是因为历史上曾两次被国民党逮捕，还进过苏州反省院，在1944年夏至1945年春的整风审干运动中，被集中到边区党校，在那儿接受了长时间的严厉审查。所以沙飞啥也不说，而聂荣臻则是坚信他没有问题，对他很是重用，让他当了《抗敌报》的主任、科长，《晋察冀画报》的主任，这都叫破格重用。我认为，沙飞遇到聂荣臻，是他的人生的机遇，成就了他的创作高峰。聂荣臻是摄影爱好者，很喜欢照相。他念念不忘在法国勤工俭学的时候照的一些相片，这些照片以后都遗失了，他和沙飞既是上下级的关系，也是一种知音的关系。
当然沙飞也拍了很多珍贵的聂荣臻的照片。这个时期还没有经过整风运动，这些照片都刊登在《晋察冀画报》上，送到延安，延安不太高兴。其实毛泽东对摄影还是喜欢的。1938年秋，延安摄影团成立后，毛泽东亲自接见工作人员，对他们的工作更是给予大力支持，“每当摄影团给他拍摄电影和照片时，室内光线不够，又没有照明设备，毛便愉快地接受他们的安排，搬到室外去拍摄”。电影团负责人吴印咸“是被专门请来延安拍摄《延安与八路军》的，每月给他老家120块大洋的生活费，供其家用。党为发展自己的电影事业，考虑得很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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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上也付出了极大的努力” ①。1939年斯大林派了一个苏联摄影队来延安，领头的就是著名的纪录片摄影家罗曼·卡门（Roman Karmen），斯大林要他们拍一部反映中国抗战和革命的电影，罗曼·卡门拍了《中国在战斗中》和《在中国》，在延安也给毛泽东拍了不少镜头，毛泽东对他们的工作，也很配合。有一组镜头，时间是1939年，毛泽东拿了一本书，就是刚刚出版的斯大林的《联共党史》，从窑洞里走出来，然后坐在院子里的藤椅上这样翻看。这组镜头究竟是延安摄影团还是罗曼·卡门拍的，现在已不易说清了，如果是罗曼·卡门拍摄的话，斯大林是一定要看的。罗曼·卡门还在苏联《消息报》上发表过通讯《毛泽东会见记》。我倾向于相信是罗曼·卡门拍摄的，因为延安摄影团此时已去了华北根据地，《联共党史》在1938年还没有中文本，而此前延安摄影团拍摄的《延安与八路军》，在1940年袁牧之带胶片去苏联冲洗时，因卫国战争很快爆发而遗失了。这是我看到沙飞作品时的联想，想到了毛泽东。
沙飞摄影理念是“武器论”，在这种思路下，他确实是拍了一些非常重要的照片，这些照片是充满战斗性和鼓动性的，当然有一些是“摆拍”。我不知道有没有一种叫“观念摄影”的说法？对这个“观念摄影”，我认为要放在一个大背景下来看。当时我们的老百姓不认识世界，照片的作用就太重要了，至于以后“观念摄影”怎么发展，责任不在他。我们中国传统讲究“文以载道”，写小说要有“思想”在里边，要“启蒙民众”。他这个摄影也是“文以载道”，他要表达一种观念，表达一种思想，至于以后怎么变成“高、大、全”，那是以后的事，中间还有很多很多的环节。那主要是革命胜利以后领袖要建立文化新秩序，沙飞则是在抗战时期，我的意思是要分开。我看到沙飞拍摄的《战斗在古长城》那几幅照片，有很深的感动。在民族战争的大背景下，显现出中华民族的崇高和壮丽。
沙飞也很重视“即时”，他拍鲁迅时捕捉的一瞬间，非常感动人，这些保留下来的东西都是非常动人的。作为学历史的，我还特别重视沙飞拍过的那些反映晋察冀边区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照片。这些照片在以后的历史叙述中全都被遮蔽了，比如晋察冀开一些重要会议，会场上既有毛泽东的照片，也有蒋介石的照片，所以沙飞拍的这些照片都是很有历史价值的。在我看，摄影的纪实性、思想性和艺术性都重要，当然还有一个时代性，以及作品中的人文内涵，这就是对人的生命的尊重。沙飞在晋察冀这13年中的作品，都包含了这些重要的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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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吴筑清、张岱：《中国电影的丰碑：延安电影团故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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