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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由毛泽东亲自领导和部署，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了清理内层（党机关）、中层（政府机关）的运动。被清洗的对象大多是“阶级异己分子”，即出身于地富家庭、对地富家庭表示同情的共产党员。《昨夜风》一书的作者在北京辅仁大学学习时就参加了地下党，建国后，以为国家只是推行“新民主主义”，由于是少东家，受父母影响，对自家的产业过于关心，不久就被党内除名，以后虽担任了长春市工商联秘书长，但在“五反”运动中就受到冲击，1957年又顺延成为“右派”，这说明执政党对于党内的异己游离倾向，绝不手软。①
1952年4月，在“三反”运动中，毛泽东又向全党发出指示，命令干部中“凡与帝国主义、国民党和地主阶级有关系者”，必须作出交代。②紧接着，全国各级党政干部向党组织普遍交代了各自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③在这类运动中，交代阶级成份、本人历史和社会关系都是中心内容。
1953年是新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分水岭，在这一年，毛泽东终止了新民主主义的路线，宣布向社会主义过渡。其后，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控制日益加强，计划经济体制也初步确定，在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各类批判运动接踵而至，其高潮是1955年的“反胡风运动”和继之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的“肃反运动”。
新民主主义阶段的终结使党在国家政治和社会中所起的领导作用更加突出，在执政党内部实行了更为严格的“纯化”政策。1955－1956年，全国党政机关、军队和学校又开展了一场“肃反”运动，在“内层”（党机关）和“中层”（政府机关）中又清洗出一批“异己分子”，其中包括那些在建国初期，隐瞒自己的阶级出身，“混入”党内和政府机关内的“嫌疑”人员。仅1955年一年就对机关、军队、企业的220万人进行了审查。“查清了每一个人的过去，他的联系和情绪”。在这批人群中，有将近5％的人被视为是“不可靠分子（国民党的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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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刘益旺：《昨夜风》，华龄出版社2004年1月版，第79—80页。
②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第383—384页。
③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第416—4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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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外国间谍、反革命分子、流氓）”。①以后这个数字被压缩，认为被查出来的各类可疑分子，约占2％。广东省的“肃反”运动从1955夏至1958年12月底，分四批进行，前三批参加运动的共61万人，清查出的反革命份子和坏分子约占1。4％。②
1955—1956年的肃反运动对新中国历史的影响很大，民主人士等对肃反运动偏差的批评带来严重的后果，他们中的多数人在一年后都成为“右派”。
肃反运动的“主观化”、“扩大化”是普遍存在的。据曾任广东省委“肃反五人小组”组长的文敏生回忆，广东第一批开展肃反运动的单位有410个，“由于种种原因”，“运动开展不到一个月，竟揭发出上百个‘小集团’。” ③回忆录《如歌岁月》的作者章正邦当时在四川省峨眉县参加肃反，该县将所有肃反对象集中归口，统一安排住宿在礼堂和大会议室，为时一个月。为激发参加者的阶级斗争的警惕性，每天在读文件和报纸后，还安排专人读肃反小说和报告文学，“以此来推进肃反运动的深入”， ④最后“抓了七八个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但是一段时间后，这些人又回到原先的工作岗位。⑤
对于肃反运动的偏差，民主党派的领导人，黄炎培、李济深、马寅初、邵力子、黄绍竑、陈其瑗、陈铭枢、罗隆基、李书城等，都曾提出过批评，有的人甚至称肃反是“违法”和“违宪”，是“惨无人道”，要求政府结束正在进行的肃反运动。⑥李济深责问公安部长罗瑞卿：既能对旧人员包下来，为何又对其中有的人进行处理？罗瑞卿回答：我们从来没有说要把反革命也包下来。⑦李书城批评说，中国的“逼供信”和和斯大林的“逼供信”只是形式不同，其实都是折磨，一个是肉体上的折磨，一个是精神上的折磨。⑧有的民主人士还把革命党比做张献忠和黄巢。⑨用罗瑞卿的话说，民主人士对“肃反”是“一片不满之声”。 ⑩
罗瑞卿说：他们说的事例经过调查，大都属实，“而我们在工作中实际存在的缺点错误，还不止他们所说的那样，是大大超过他们讲的程度的”。⑾周恩来总理也说，黄绍竑在人大三次会议上的讲话，据上海汇报也是基本上符合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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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1955年11月15日费德林与刘晓关于中共第六次全体会议的谈话备忘录》，俄国档案复印件存沈志华处，编号SD09832。
②③ 《文敏生回忆录》（由薄一波题写书名），自印本，第224页。
④⑤ 章正邦：《如歌岁月》，汕头大学出版社2004年9月版，第48—49、75页。
⑥⑦⑧⑨⑩⑾ 《罗瑞卿同志在全国省、市检察长、法院院长、公安厅局长联席会议上的发言》，1956年7月13日，江苏省档案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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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①但是，罗瑞卿在1956年7月就已经称他们为“右派”。罗瑞卿引用毛泽东的话说：民主人士批评“肃反”，这种问题的性质是我们“肃反”使他们太伤心了，“肃反”挖了他们的墙角，他们失掉了依托，他们与反革命有深厚的感情，他们总想保存反革命以推迟社会主义的建设，和他们在“肃反”问题上的斗争，实质上是阶级斗争。②所以，还在1956年7月，罗瑞卿就批评：黄绍竑最坏，是个机灵鬼，他是表面恭维我们几句，具体攻击。③一年后，黄绍竑果然被打成“右派”，对他的处理要比其它人都重一些，章伯钧、罗隆基被打成“右派”后，都还保留几个职务，如政协委员等，对黄的职务是完全剥夺。而在“肃反”运动中被波及的人，虽经调查，绝大多数人以后都被解脱，但是一年后，凡是在1955年“肃反”运动被触及的人，绝大多数又都成为右派。
回忆录作者之一的陈星因抗战时期加入过国民党和国民党军队，建国后在甘肃基层林场工作，没有任何错误言论，在“肃反”运动中被送进单位的“剥皮组”接受审查，④后顺延成为“右派”。
回忆录作者之一的倪艮山在解放前曾报考有国民党背景的南京政治学校，留下历史疑点，建国初被分配到东北财委，又“看不惯老干部供给制的特权”，祸从口出，“肃反”运动被怀疑是敌特，因对之不满，“反右”中再度落网。⑤
回忆录作者之一的中国医科大学的学生李蕴晖对肃反运动“先假设，后求证”的主观化提了意见，也被打成右派。⑥
安徽合肥医校被“肃反”触击的人，全都顺延成为右派。⑦
肃反运动所要完成的任务之一就是清理在党和政府机关，以及企事业单位中和旧政权有历史和思想联系的那一部分人群。肃反运动的审查对象大多在历史上和国民党有过不同程度的联系；或者出身不好，被审查后心怀委屈，不能“正确对待”；即便没有表示不满，在当时被激化的阶级斗争的思考中，也会被认为是受到审查，心里肯定不满，于是这批人就成为了“右派”。
在各类因历史问题而被审查的对象中，也有因所在单位审干小组认真负责而被“解脱”历史疑点的。回忆录作者之一的郑延当时在北京的《中国少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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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周总理在1956年7月15日全国省、市检察长、法院院长、公安厅局长联席会议上的发言》，江苏省档案馆藏。
②③ 《罗瑞卿同志在全国省、市检察长、法院院长、公安厅局长联席会议上的发言），1956年7月13日，江苏省档案馆藏。
④陈星：《风雪人生》，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l月版，第65页。
⑤倪良山：《沉思集》，香港天马出版公司2005年8月版，第41—42、44一49、59、64一65页。
⑥李蕴晖：《追寻》，甘肃人民出版杜2002午版，第12一16 ，32—35页。
⑦茅家升：《卷地风来——右派小人物记事》，远方出版社2004年10月版，第1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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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她在学生时代曾“误入”过国民党复兴社的外围组织“三青团青年救国团”，并在参加革命后向组织作过交代。肃反运动中，她所在的单位派出外调人员前往她中学时代读书的芜湖女学，调查结果和她本人的交代一致，郑延的历史问题就得到了澄清。①回忆录《俺这一辈子》的作者李理在肃反运动时是解放军某步校教员，因在抗战时期读中学时参加过“三青团”而成为肃反对象，他的运气也不错，组织上“派人千里迢迢作了调查”，与他本人的交代没有出入，就把他的问题视为是“一般的政治历史问题”，也没影响到他的授衔，②尽管以后他还是因历史问题被转业到地方，并成为“右派”。
（三）在城市进行“统合”的方法和步骤
新国家特别关注在城市的“统合”，它的基本内容是摸清“民情”，对广大城镇居民进行细致的政治分类，以了解每一个城市成年人口的政治面貌，新国家很快就建立起对全社会人员，特别是城市人口的“政治忠诚度的识别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