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保守主义反对五四的第三个重要论点是，五四盲目地接受了西方的“德先生”和“赛先生”，这既不合中国国情，同时也带来了（或将带来）西方科技文明的弊病，这种弊病是当代西方学者也在批评的。在这方面，新保守主义往往表现出一种“后现代”的姿态，显得比激进还激进。但已有不少论者指出，企图通过“后现代”来为自己的“前现代”立场辩护，这只是一种自欺欺人，它恰好混淆了不同的国情和语境。诚然，德先生和赛先生并没有因五四人士的提倡而在中国盛行，此后数十年的历史反而充满了和过去一样的专制、愚昧和无序。但如果因此就说民主和科学不合中国国情，那无异于说专制主义和愚民政策是最合中国国情的了。其实，现实国情的无序恰好在呼唤着民主和科学，这本身就证明了民主和科学符合中国国情的需要。正因为数千年来儒家那一套治国方略并没有使国情有根本的改变，五四思想家们才试图从西方引进一些新的观念；或不如说，儒家思想在世俗文化层面上本身就是中国数千年沿袭的国情，而在这一国情再也沿袭不下去了时，五四思想家才引入西方思想来冲击和试图改变这一国情。至于西方科技文明的弊病，那么这并非“后现代主义”的新发现，卢梭早在两百多年前就批评过了。对此我们固然不能忽视，但也用不着津津乐道，因为当年打败我们这个完美无缺的礼义之邦的，正是这个充满弊病的科技文明。
新保守主义近年提出的这些否定五四的论调，其实并没有什么创意，不过是五四以后整个中国历史文化越来越疏离五四精神这一总体趋势的（也许更为理论化的）表达。这种疏离先是由于“救亡”的需要（所谓“救亡压倒启蒙”），后是由于有“更高”的理想取代了启蒙理想。我常常觉得奇怪的是，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知识分子）为什么就不能学会好好地走路，而总想一个跨步就跳过人家的头顶？这种奇迹只存在于武侠小说和武打电影所虚构出来的幻境中（在中国，知识分子和老百姓一样爱看武侠小说和武打电影）。我们还没有真正地启过蒙，甚至连什么是启蒙都还未搞清楚，就声称自己已远远超过了启蒙；我们连起码的经济关系和政治体制改革都还未理顺，就忙于宣布21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这与50年代的“超英赶美”和亩产13万斤的“放卫星”有一脉相承之处。极右和极左，极保守和极疯狂，其实是同一种心态。五四时期是中国20世纪唯一对自身的处境有一种觉醒和自我意识的时代，可惜马上就被中国式的“酒神精神”灌醉了，一直醉到今天，许多人还未完全醒过来。
这就足见五四精神对当代思想的不可取代的价值了。它是一个思想的宝库，有许多思想的种子和根芽在里面沉睡着，有待于我们去发掘和培殖；即使是它的缺陷，也不是毫无意义的，而是能引起我们更深入的思考。
（二）
新批判主义从五四精神那里继承和发扬的最主要有如下三点：
第一，首先是怀疑和批判的精神。这是新批判主义之所以称之为新“批判”主义的原因。现今人们一提五四对传统的“批判”，总以为是一种“情绪化”的过激冲动，其实当时是有非常冷静的思考的，它可以用胡适提出的三条标准为代表：
1。对于习俗相传下来的制度风俗，要问：“这种制度现在还有存在的价值吗？”
2。对于古代遗传下来的圣贤教训，要问：“这句话在今日还是不错的吗？”
3。对于社会上糊涂公认的行为与信仰，却要问：“大家公认的，就不会错了吗？人家这样做，我也该这样做吗？难道没有别样做法比这个更好、更有理、更有益的吗？”（《新思潮的意义》，见《胡适文存》卷四）
可以看出，这三条标准归结为一点，就是要以“现在”、“今日”和“我”当下的处境为标准，去对一切传统进行毫不含糊的“价值重估”。这也正是鲁迅所谓“要我们保存国粹，也须国粹能保存我们”（见《鲁迅全集》第1卷第306页。）的意思。当然，这种价值重估并不是、实际上也没有导致毁灭一切传统典籍（如后来“文革”所做的那样），而恰好为胡适大力倡导的“整理国故”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动力。后世的保守主义把胡适的“整理国故”误当作脱离现实去钻故纸堆的号召，这是大悖于胡适的初衷的（参看易竹贤：《胡适传》，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98页）。换言之，胡适的“整理”就是清理、批判的意思，它的前提是一种普遍的怀疑精神、“疑古”精神；但这种怀疑又不是为后人诟病的“虚无主义”，而是立足于中国文化在当代的现实处境，为人的生存寻求新的出路、包括为传统研究方法寻求新的出路。胡适为现代人研究古代传统在方法论和许多具体考证上立下的汗马功劳，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五四批判精神正因为从现实生活的需要出发，所以是建设性的，它直到今天都使我们对传统学术的研究受益无穷。
五四的批判精神除了以现实为基地外，另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以西方文化为参照系，也可以说，后者正是前者的体现，因为20世纪中国文化最大的现实就是西方文化的东渐。以西方文化为参照系决不是如保守主义所攻击的“脱离中国现实”，而恰好是出于对当今中国现实的实质性理解，而闭眼不看西方、不研究西方，才真正是脱离现实的白日梦。当中国现实中出现了用传统文化的视角不能完全解释、甚至完全不能解释的新现象、新事实（如“天朝大国”败于小小日本）时，是什么给我们提供了新的反省视角和怀疑冲动？是西方文化参照系。五四时期和今天都有一些保守主义者出来勉力将“现代化”和“西方化”区别开来，这其实是一种自欺欺人的诡辩。从抽象的语词层面上，我当然可以把这两个概念区分开来，可是我们不可能从语用层面和事实层面上把二者分开，因为没有西方的影响，今天的“现代化”一词没有任何含义。假如影响20世纪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是外星人，我们也许可以用“外星化”取代“西方化”，可惜事实并非如此。这种咬文嚼字除了反映出一种“恐西症”外并没有什么意思。
新批判主义对五四批判精神最主要的继承对象是鲁迅，因为鲁迅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不仅是最激烈的，也是最实在、最致命的。他把传统文化归结为“吃人”，把中国五千年文明概括为“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和“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的循环交替，特别是对中国传统文人的一针见血的批判，指出他们不敢正视现实，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这都是极有见地的。鲁迅对当时的保守主义和“国粹派”的批驳至今无人敢于正面回应，人们对付他的唯一办法就是不予理睬，我行我素。例如鲁迅所批驳的当时“爱国论”的五大论点至今还在流行着，即：1。中国地大物博，开化最早，道德天下第一；2。外国物质文明，中国精神文明；3。外国的好东西，中国古已有之；4。外国也有叫化子、臭虫等；5。中国就是野蛮得好。鲁迅指出，前面几条都不值一驳，唯有最后这条最令人“寒心”，因为它说得更“实在”（《鲁迅全集》第1卷第312页）。承认中国“野蛮”的事实，却仍然说“好”，这是《水浒》中牛二的态度，这种态度我们今天在各种“寻根”、“回归”和展示中国野蛮风俗的“好处”和“美点”的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中，看得更加分明。
第二，新批判主义除了继承五四批判精神之外，还特别突出了以鲁迅为主要代表的自我忏悔精神，这种精神其实是五四批判精神的内化和进一步深化。历来人们容易忽视的是，鲁迅的反传统首先是针对着自己，是对自己身上传统毒素的无情的自我拷问、自我批判。他说：“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地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我觉得古人写在书上的可恶性思想，我的心里也常有……我常常诅咒我的这思想，也希望不再见于后来的青年”（《写在〈坟〉后面》）。在《狂人日记》中，他在批判了中国传统四千年“吃人”的历史后，笔锋一转，指向了自己：“四千年来时时吃人的地方，今天知道，我也在其中混了多年……。我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现在也轮到我自己”，“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当初虽然不知道，现在明白，难见真的人！”这种忏悔，涉及到人性的根，类似于希腊神话中俄狄浦斯的忏悔，即对自己“无意中”犯罪（杀父娶母）的忏悔。
中国人历来相信“不知者不为罪”。难道对（不知道）而做下的事也值得忏悔吗？鲁迅的回答是：是的，否则你永远也不可能（知道）。忏悔、反省、自我否定是第一性的，“知道”或自知之明只是结果；人类心灵永远是（有待认识的），而不是当下即能“返身而诚”地把握的本心、真心、“赤子之心”或“童心”。甚至儿童即已有犯罪的萌芽（类似于“原罪”），只是尚未自知罢了。鲁迅在《风筝》中记述了他少年时代折断了他弟弟快要做好的风筝的事，因为他当时认为放风筝是“没出息的孩子”干的勾当；20年后他向弟弟去忏悔，可悲的是弟弟已经完全忘得一干二净，早已不觉得痛苦，于是“无意中吃人”的事仍可以每天在我们周围悄悄地进行。《伤逝》中的忏悔精神则更加明显和强烈。这种忏悔，不是忏悔自己做了某种不符合既定道德标准的事，而恰好是忏悔自己从前自认为光明磊落的行为及其不言而喻的道德标准，即“真诚”，是对没有任何遮掩地坦露出来的一片赤诚进行忏悔。涓生和子君结合的基础是真诚，但为什么失去了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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