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基础是真诚，但为什么失去了爱情呢？是因为对这真诚未经反省，自以为绝对可靠，双方都不思进取，只是互相依赖，最终互相都成了负担。鲁迅在篇末发出了这样的悲鸣：“我活着，我总得向着新的生路跨出去，那第一步，…却不过是写下我的悔恨和悲哀，为子君，为自己”，“我要向着新的生路跨进第一步去，我要将真实深深地藏在心的创伤中，默默地前行，用遗忘和说谎做我的前导”。中国人从来只忏悔自己的虚伪，只有鲁迅第一次忏悔了自己的真诚。所谓“遗忘”，是对原先那么刻骨铭心、后来发现是虚假的“爱”的遗忘；所谓“说谎”，是要建立自己的人格面具，将真心深深藏起来，不是为了骗人，而是要留给自己不断地反省和拷问，即为了“抉心自食”。
鲁迅的精神象征是游魂和毒蛇：“有一游魂，化为长蛇，不以齿人，自啮其身，终以殒颠”，“抉心自食，欲知本味，创痛酷烈，本味何能知？”“痛定之后，徐徐食之，然其心已陈旧，本味又何由知？”（《墓碣文》）的确，从来没有人像鲁迅那样对自己作如此阴郁的反思，那样使自己置之死地而后生。他潜入到自己的内心深处，虽然并没有解决什么“问题”，但却发现了自身的矛盾。
第三，新批判主义的又一个思想来源也是鲁迅提供的，这就是对进化论的超越。本世纪以来，中国最激进的思想、最锐利的武器莫过于进化论，即使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理解，也往往掺入了强烈的进化论色彩。鲁迅在很长时期内，也相信优胜劣汰，新的总是好的，社会进步是必然的“铁的规律”。不过一开始，他就与其他进化论者有一点不同，即他对现实的全盘否定的态度，把进化的希望完全留给了未来。他早已看出现实生活并不一定遵守进化原则，优胜劣汰只是个有待实现的理想。因此他寄希望于将来的孩子：
“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许还有？救救孩子！”（《狂人日记》）他甚至认为自己已经不行了，中毒太深，所能做的只是背着因袭的重负，肩起黑暗的闸门，放孩子们到光明的地方去。他常诅咒自己的恶劣思想，希望不要传给青年。所以，对他所生活的现实世界，他几乎可以说抱有一种“原罪观”，而把进化原则作为一种理想推到未来，使之成为了一种类似宗教的信念。但现实最终教育了他。一代一代的青年无可奈何地走上了旧的轨道，有的学生反过来暗算老师，有的颓唐，有的叛变，一切都是老样子，甚至一代不如一代、优汰劣胜。在《颓败线的颤动》中，他描写青年责怪养育他们的母亲挡了道，成了累赘，小孩子刚会说话已能喊“杀”。进化论决不是什么可以依靠和信赖的“社会规律”，人类若不自己长进，的确会退化、堕落、灭绝，历史上这种例子多得很。
这样，鲁迅的思想就从进化论的藩篱超越出来，更多地带上了存在主义的色彩。当然，对于青年他还寄予希望，但这并不是由于相信将来必定比现在好，而是由于有将来，毕竟就有不同于现在的希望，有再次努力的可能。新批判主义认同鲁迅的“绝望的抗战”，是因为既然在抗战，就不能说绝望；人类的前途、民族的前途在实现出来之前永远是个未知数，没有一个上帝能够预测，一切都靠自己去争取。
新批判主义正是在本世纪末的新的时代环境和国内外环境下，来吸收和发扬五四精神的上述宝贵的思想的，它理应比五四时期的这些思想更具深刻性和系统性，也是不言而喻的。
（三）
在新批判主义看来，五四精神在中国近代史上虽然是石破天惊的一声春雷，但同时也带有从传统而来的一些固有局限。超出这些局限，也就是新批判主义的“新”之所在。
所以我对五四的反思与现今许多人不同，在这些人看来，五四的毛病就在于太激进了，必须把五四人物的言论和当时他们的对立面的言论作一个调和、折衷，才能达到持平之论。这种看法貌似公允，实际上是想把五四精神以某种大家都“喜闻乐见”的方式纳入到传统“中庸”的眼光中去，使五四的锋芒丧失殆尽。这样一种对五四的“超越”，实际上还远远没有达到五四的水平。我倒认为，五四的缺陷并不在于言论和态度上的“过激”，而在于在这种过激的表象底下仍隐含着某种出发点上的陈旧思维框架，从而陷入了某种未能解决的内心矛盾。我们今天若能解构这一框架，克服这一矛盾，我们或许在言词上不必显得那么过激和张狂，但在思想上却可以做到更加理性和逻辑化，从而有可能对中国人的国民性作出更深层次的思考和改进。因此，新批判主义打算从如下三个方面对五四的局限性加以反思。
一、启蒙背后的民粹主义
五四精神中最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启蒙精神。启蒙（Enlightenment）在西方18世纪启蒙运动中是一个最激动人心的字眼，其本意是“光照”、“启发”的意思，但并不包含唤起民众的含义，多半倒是一种思想上的个人觉醒。当时的启蒙学者、特别是法国百科全书派，都是些书斋和沙龙里的文人，社会地位都不低。如伏尔泰出身宫廷医生，他本人不信上帝，却认为应该让老百姓有一个上帝。卢梭是他们中最平民化的一个，曾斥责启蒙学者高高在上，脱离民众的贵族倾向。但即使是卢梭，也并不以民众的代言人自居，而更多地致力于自己的理论创新，有一种离弃社会隐居的倾向。相反，五四的启蒙运动则特别赋予了启蒙以“开启民智”的含义，而很少具有思想创新的含义。五四启蒙思想基本上是借用西方现成的观念和眼光来批评中国的现实和传统，以启发和提高群众的认识水平和自觉意识为己任。这是一些留洋的知识分子自己接受了西方思想后反过来“启国人之蒙”，所以表面看来是一场思想解放运动，骨子里包含着更深的政治伦理动机，即替人民说话，代人民立言，救人民于蒙昧。这是典型的民粹主义。
民粹主义是东方农业国家知识分子的共同倾向。儒家的“君子”、“圣人”其实是民粹精神的一种表现，他们把自己摆在民众之中，同时又超乎民众之上，力图成为民众的“救星”。在这点上，俄国民粹派与五四知识分子是一致的。在他们看来，知识分子的使命主要不是探讨、发现真理，而是运用自己已掌握的真理达到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目的，最终使自己在人民中永垂不朽。五四知识分子在本世纪初民族危亡、人民涂炭的现实背景下以民粹主义为动力去学习、介绍和传播西方启蒙思想是可以理解的，但从根本说来，他们并没有把启蒙当作自己个人精神生活的内在目标和最终归宿，而只是当作一种外在的手段，即对民众进行政治伦理教化的手段，也就是救亡保种的手段。正因为如此，“救亡压倒启蒙”（李泽厚）就是必然的，不单是“救亡”，而且任何一种别的口号，只要它打着“为人民”、“为广大劳苦大众”这一旗号，都可以压倒启蒙。救亡和启蒙实质上并不是什么“双重变奏”，启蒙只不过是救亡的工具而已。正因为如此，所以当知识分子发现随着时局的变化，启蒙已不再能充当合适的工具，另一些东西（阶级斗争学说，暴力革命，“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等）更能达到救亡的目的，于是立刻就抛弃了启蒙理想。其实，汪精卫的“曲线救国论”并不是他首次发明的，陈独秀在1914年就主张中国像朝鲜那样“自并于日本”，说“亡国瓜分，亦以为非可恐可悲之事”（《自觉心与爱国心》，载《甲寅杂志》第1卷第4号），1918年还在鼓吹“请外国干涉”中国内政，说“这种出于国民自动外国好意的干涉，虽然失点虚面子，却受了实在的利益”（《每周评论》第20号）。只要能达到救亡的目的，任何手段、哪怕暂时当一段亡国奴也在所不惜，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当时的心态。中国知识分子对于采用什么手段来“救中国”是不在乎的，只要能救中国，他们可以轮番试用西方启蒙思想、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的儒家思想、法家和墨家思想、阳明心学和气功内丹，也可以有意无意地造神、谀神，接受现代迷信，并能做到义无反顾、心悦诚服。除了极个别的例外（如鲁迅），五四知识分子从早期的激进转向保守，从思考转向行动，几乎是普遍的惯例。启蒙思想并没有在他们思想深处扎下根，几乎没有人把启蒙当作自己个人生死悠关的根本大事，而是使之服从于一种忧国忧民的政治情怀。即使是鲁迅，尽管坚持启蒙理想最坚决，但从早年以“我以我血荐轩辕”明志，到后来相信“世界却正由愚人造成，聪明人决不能支持世界”（《写在〈坟〉后面》），直到晚年在《一件小事》中面对民众的道德自卑、自惭形秽，可以看出一条隐约的灰线。但作为知识分子的一种信念，民粹主义自身包含有一个根本的矛盾：既要成为大众的一员，又要当大众的代言人和救主。要成为大众的一员，就必须向大众学习，这就要放弃个人本位立场和启蒙信念；要成为大众的救主则必须比大众更高明，这又必须神化个人，张大个人；但这种张大又必须以“为大众服务”的名义。在这种关系中，目的转化为手段，手段转化为目的，何者是手段、何者是目的是无法分清楚的：只有为人民服务才能成为人民的救主，反之，只有最高明的救主才能救人民于水火。知识分子究竟是人民的导师还是人民的小学生，则通常要根据其地位而定：当他们感到自己面对现实的无力时，他们是甘当民众的小学生的；而一旦大权在握，则马上颐指气使，左的一套横行。这些在后来的历史进程中应验的双重人格的事实，其实在五四知识分子心态中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