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人的认识能力及其“二重化”（联想、想象、幻想）的发展，人的情感的产生，寄托和传达都不可能，想象和联想力正是移情作用借以发生的枢纽，另一方面，也可以把人的情感体验、感动或共鸣看作一种认识，即对人的情感的感性认识，但作为这种认识来看待，审美活动只有极狭隘的“内感”的心理学意义，并不具有认识客观世界的认识论意义。可见，认识能力虽然作为传达感情的手段给移情活动甚至感情本身提供了可能性，而且在移情、审美中也必然产生某种认识的结果（主要是对人的情感的认识、体会），但审美活动的本质、目的和使命都并不在认识论中，而只有在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学说中才找到其根据。哲学认识论（真）、伦理学 （善）、美学（美）就是关于人的学说的三大领域，它们分别探讨人的知识、意志、情感的…规律，尽管三者互相渗透，不可分割，但又是不能随便混淆的，它们各有自己相对的独立性。在目前美学界，着重探讨美学的这种相对独立性和美的特殊规律是理论工作者的当务之急。
“柯尔施问题”的现象学解
最近读了徐长福先生发表于《哲学研究》今年第6期的《求解“柯尔施问题” ——论马克思学说跟哲学与科学的关系》一文（以下简称《徐文》），总的感觉是，《徐文》在探讨马克思的哲学立场和科学立场的关系上用了不少功夫，提出了一些值得探讨的问题，但其解决问题的方式仍有一些不清晰之处，因而其结论也不是十分可靠。本文试图通过对该文的回应引出笔者的思路：用胡塞尔现象学所提供的启示来解决柯尔施的问题。
（一）马克思是否经历了从哲学到科学的“三阶段”？
《徐文》对马克思的哲学与科学的关系作了系统的历史文本的考证之后，所得出的结论为：“在马克思学说的纵向发展中，有一个从哲学到科学的过程；在其横向结构中，有一个显性科学和隐性哲学的关联。”徐先生认为，自从马克思的思想成熟以后（以《德意志意识形态》为标志），“马克思就不再把自己看成哲学家了”，因为他本人“对哲学的局限的看法”促使他离开哲学而“去开辟科学的道路”，以至于他“用‘科学’超越了‘哲学’”；但科学与哲学的“紧张关系”仍然 “潜藏在马克思的学说中”，形成一种“巨大的内在张力”。似乎马克思自己并没有意识到他的“科学”仍然有“隐性的哲学”作基础这一“横向结构”。但这里值得推敲的是，马克思从青年黑格尔派到成熟期的发展过程中是否真的有一个从肯定哲学到离开哲学而转向科学的过程，以至于后来“不再把自己看成哲学家了”？此外，马克思是否在成熟阶段或“科学阶段”没有意识到自己学说中哲学和科学的“张力”？
先来看看“纵向”的方面。《徐文》把马克思早期思想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即《德法年鉴》以前坚持“哲学—知识”观阶段，《德意志意识形态》以前（包括《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等）的“过渡阶段”，以及此后的“科学—知识”观阶段。但这种划分是否站得住脚？徐先生在第一阶段举了《第179号〈科伦日报〉社论》、《法的历史学派的哲学宣言》、《〈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和《博士论文》中的一些赞扬哲学的话，以表明马克思这时对哲学“一直是信任的，相信哲学能够提供真理和知识”，如主张“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的说法所体现的。但徐先生似乎忘记了，即使在“第一阶段”中，马克思对哲学也并不是一味地“颂扬”，而是指出了哲学本身的自相矛盾性，这种自相矛盾性必将导致“消灭哲学”。如《博士论文》中在说到“世界的哲学化”和“哲学的世界化”（这是《徐文》作为马克思在“第一阶段”“颂扬”哲学的证据之一提出来的）之后，紧接着就说：“哲学的实现同时也就是它的丧失，哲学在其外部所反对的东西就是它自己内在的缺陷”＇1＇；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则提出：“你们不在现实中实现哲学，就不能消灭哲学”＇2＇。据查，这里所用的“消灭”一词实际上就是德文的aufheben，中文一般译作“扬弃”＇3＇。由此可见，马克思对哲学本身的限度一开始就是意识到了的，但他仍然对哲学作了高度的“颂扬”，这反过来证明，马克思这时的颂扬不是无条件的，而是对哲学的这种自相矛盾性、自我否定性的激赏，哲学的这种“缺陷”恰好蕴含着哲学否定自身而投身于外部世界的动力，它使自己成为了烧向外部世界的“火焰”。青年马克思这样一种带有吊诡性质的态度，如果不紧贴黑格尔“否定的辩证法”的内在精神，而只从外在的用语和概念辨析上作知性的解读，是无法把握到位的。马克思在具体的哲学观点上前后当然经历了巨大的变革，但在对哲学的这种看法上，我认为他是前后一贯的，没有什么“三阶段”。
如果是这样，则《徐文》所设定的马克思的第二阶段即“过渡阶段”也就失去根据了（没有“落差”，也就谈不上“过渡”）。《徐文》说：“马克思开始改变对哲学本身的看法，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并从中引证马克思的话：“费尔巴哈的伟大功绩在于：（1）证明了哲学不过是变成思想的并且经过思考加以阐述的宗教，不过是人的本质的异化的另一种形式和存在方式；从而，哲学同样应当受到谴责；（2）创立了真正的唯物主义和现实的科学……”，以说明马克思这个时候已明显地将哲学与科学对立起来（而不是将一种哲学跟另一种哲学对立起来），“从习惯了的哲学思辨转而从事实证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但这种结论是很难得出来的。其实马克思在表扬费尔巴哈时，他内心里始终有一个真正的目标，就是黑格尔，他表扬的是费尔巴哈“在《未来哲学》中从根本上推翻了旧的辩证法和哲学”＇4＇。因此在读这段引文时也应结合被“推翻”的黑格尔哲学来理解，即黑格尔在其“绝对精神”三阶段（艺术、宗教、哲学）中，把哲学（即他自己的思辨哲学）看作宗教异化的扬弃和克服，而费尔巴哈则指出黑格尔的哲学“不过是”理性的宗教，仍然是另一种形式的异化，从而和宗教“同样”应当受到谴责，以便建立起新的《未来哲学原理》。这并不是赞扬费尔巴哈对一般哲学的“谴责”，而只是赞扬他对“旧哲学”的谴责，不是赞扬他抛弃了哲学而创立了科学，而是赞扬他抛弃了黑格尔的思辨哲学而创立了科学的唯物主义哲学。这才能顺理成章地理解《徐文》中所引用的马克思1844年致费尔巴哈的信中称赞他“给社会主义提供了哲学基础”的话，而不会像徐先生那样把这句话（和其他一些肯定哲学的话）视为向否定哲学的立场的一种“并非一蹴而就”的（似乎是在反复摇摆中的）“过渡”。
其实，在1844年手稿中马克思还有更明确的说法。如马克思说，“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唯灵主义和唯物主义”的“理论的对立”只有通过“实践的方式”才能解决，“而哲学未能解决这个任务，正因为哲学把这仅仅看作理论的任务。”＇5＇言下之意，问题不在于否定哲学，而在于哲学必须转过来从实践上理解这一任务。接下来马克思就谈到现实的实践即“工业的历史”，认为迄今人们没有把工业看作内容丰富的“真正的科学”，即“人的本质力量”的“心理学”，而只是理解为满足“一般需要”的、“有用的”和“异己”的科学，即通常的“自然科学”。所以马克思接着说：“自然科学展开了大规模的活动并且占有了不断增多的材料，但是哲学对自然科学仍然是疏远的，正像自然科学对哲学也仍然是疏远的一样。以往那种暂时的结合只是一种不真实的错觉。那时有结合的意志，但缺乏这样做的能力。”＇6＇但现在，自然科学通过现代工业以“异化”的形式从实践上强行介入了人的多方面的生活，它由于使人陷入痛苦的片面化、异化，而迫使人意识到自己的生活应当有全面丰富的基础，从而“为人的解放作准备”。这样，“自然科学将失去它的抽象物质的或者不如说是唯心主义的方向，并且将成为人的科学的基础，正像它现在已经 ——尽管以异化的形式——成了现实人的生活的基础一样”＇7＇。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提出了“感性必须是一切科学的基础”的著名命题，即提出了把“自然科学”和“人的科学”（又称“心理学”）通过感性统一为“一门科学”的伟大设想。当然，这时马克思还没有明确将自己的感性（感性活动、实践）与费尔巴哈的感性（感性直观）区别开来，这种区别是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才作出的。但必须建立一门融合自然科学和人的科学的感性科学则是明确的，这门科学显然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自然科学和哲学的真正的结合。
至于“第三阶段”即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开始的阶段，在徐先生的先入之见的描述下也成了马克思离开哲学而转入“实证科学”的“新的知识观的基点”。但按照徐先生在这里的所有引文，马克思所抛弃的只是“思辨哲学”、“独立哲学”、打引号的“哲学”、“旧的哲学良心”、德国著作家们“自己的哲学观点”和“自己的哲学辞令”、“德国哲学思想体系”等等，而并没有直接否定一般的哲学。《徐文》凭借马克思所说的“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这句话就得出：“马克思……清算了自己对‘哲学’的信仰”，这至少有偷换概念之嫌。至于《徐文》把马克思的实证科学（政治经济学和历史科学）与培根的归纳法、分析哲学的“综合命题”拉到一起（从而与现代实证主义挂起勾来），这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