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如何包含美的“因素”以及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这些因素如何一步一步独立出来成为“纯粹的”美（审美和艺术）的过程中，来发现和确定美的本质，如我们在《黄与蓝的交响》中所做的（我们得出的定义是：“美是对象化的情感”）。旧实践美学的错误不在于历史主义（或历史唯物主义），而在于它恰好没有弄通和贯彻历史主义，而是概念先行地预先确定了对“美”的“唯物主义”定义，然后再去找些历史的例子。杨先生当然完全可以对辩证法不屑一顾（这也是现代人的时髦），但至少在评论新实践美学时应当对此有所了解。
第四点关于“审美本质确证说”和“人化自然说”的讨论不用多说，我们前面已证明的新、旧实践美学在“实践”概念上的根本差异也适用于此处。要指出的只有一点：杨先生把“最低限度的人的规定”（“现实水平的概念”如劳动）与“最高限度的规定”（自由、超越本质）割裂开来，这并不是什么新的创见，西方从柏拉图到中世纪基督教和近代的康德都是这样干的；而在“上帝死了”之后，现代的生命哲学、意志哲学、现象学、解释学、存在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总体趋势则都是力图把二者融合起来。杨先生是否意识到自己的努力是要在人的面前复活一个新的“上帝”呢？
四、何谓审美？
易中天先生指出，哪怕在最原始的生产劳动中也蕴含有艺术和审美的因素，这就是“劳动的情感性，以及这种情感的可传达性和必须传达性”。杨先生却说：“原来它所谓审美因素就是情感，如此而已。把审美的本质确定为情感，这种观点之不妥是不言自明的。审美当然会有情感，但不能说审美就是情感，也不能说情感就是审美，哪怕说情感是审美的因素也一样。”这里面的偷换概念已经达到了一塌糊涂的程度。“审美的因素就是情感”、“审美的本质是情感”、“审美就是情感”三者是不能等同的，何况这三句话没有一句是易中天先生的意思的完整而准确的表达。易先生的意思是，最原始的劳动必然带有情感，而情感作为一种社会性的内心活动必然要求传达，这种情感的传达就是审美的因素。这是与我们对审美的本质定义“审美活动是人借助于人化对象而与别人交流情感的活动”（《黄与蓝的交响》第471页）相一致的。
那么，杨先生是如何反驳易先生的呢？在这里，他不幸踏进了他所不熟悉的政治经济学领域。为了证明“原始劳动创造了美，这是一个绝大的错误”，他把 “实践”概念和“劳动”概念截然割裂开来，生造出了“实践劳动”和“前实践劳动”这一对不伦不类的概念，认为前者是“文明人类的社会化劳动，它具有自觉性，是有目的的生产活动；有社会分工，形成了生产资料的占有，而且在实践劳动中结成一定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原始劳动是巫术观念支配下的非自觉性的劳动，它没有生产资料和生产资料的占有可言，因为当时的生产对象——荒漠的自然界和野生动植物以及生产工具——木棍和石器也不是生产资料，而所谓的‘原始公有制’也不存在，它只是‘无所有制’。……这个基础上也没有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而只有血缘关系。因此，原始劳动只是前实践劳动，而不是实践劳动。”这一整套观点使用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术语，但叫任何一个具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常识的人来看都不会认同的。不过这个问题与本题没有多大关系，为节省篇幅，我们可以另作专题讨论。在这里，我们更感兴趣的是，杨先生提出原始劳动的“原始情感受巫术观念支配，还不是真正人的情感，更不是自由的情感”来反驳易先生，这有没有说服力。首先我们要问，原始情感不是“真正人的情感”，是什么的情感？动物的吗？巫术观念是人的观念呢，还是动物的观念？杨先生语焉不详。我们先让他想好了再说。其次，说原始情感不是“自由的情感”，这已经有点跑题了，易先生并未说一定要是自由的情感才能形成审美的因素。一般说，情感就是情感，本身无所谓自由不自由；情感的顺利传达和宣泄才是自由感，情感的压抑才是不自由感。这种自由感是一种更高级的情感，即“对情感的情感”，我们称之为“美感”（见《黄与蓝的交响》第473页）。在这种意义上的美感无疑在原始人类那里已经出现了，当他们围坐在篝火边狂歌欢舞庆祝丰收时，不是在相互宣泄和传达自己喜悦的情感吗？当他们在葬礼上为死去的亲人齐唱哀歌时，不是在相互排解和安慰自己的悲伤吗？肯定性的情感和否定性的情感都是审美的因素，只要它们能够传达开来。甚至在异化劳动和异化社会中形成的“痛苦、沮丧、麻木、压抑等”，只要能传达出来，引起共鸣，也能成为审美的因素（如卡夫卡的《变形记》、加缪的《局外人》、萨特的《恶心》、达利的绘画等等）。这就是丑恶的事物也能成为审美对象的秘密。这些审美现象用杨先生的“后实践美学”是无法解释的。
以我们的美感定义来看“劳动感受”与“美感”的关系，就会一目了然：劳动感受是在社会劳动过程中所伴随着的情感的总和，它包括一般的肯定性和否定性的情感，也包括对情感的情感即美感；在异化劳动中美感丧失了，劳动感受就接近于动物的情绪了，劳动活动也就接近于动物的活动了，劳动和劳动感受也就从自由变得不自由了。所以马克思一方面认为劳动创造了人，另一方面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却提出要“扬弃劳动”，这显然是在两种不同意义上的（异化的和非异化的）“劳动”。这样一些基本概念不弄清，只会使问题越搞越糊涂。
总之，“后实践美学”与“新实践美学”之争至今还只是一场遭遇战，而不是阵地战。最主要的原因，我想是由于新实践美学虽然在1986年就已提出了自己的基本纲领，1989年才出版了代表性的著作（《走出美学的迷惘》，10年后更名《黄与蓝的交响》再版），但因为“美学热”的陡然降温，根本没有引起美学界的注意，顶多被认为不过是李泽厚一派“旧实践美学”的翻版。所以当时我对易中天说：“此书推迟了两年面世，使中国美学界停滞了20年”。现在20年虽然还未到，但从此书仍然被忽视（连杨先生这样著名的美学家甚至在论战中都不看此书）来看，很可能会“不幸言中”。不过既然美学界已经处在讨论之中，也许新实践美学真正被人了解的一天已经不远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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