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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中国哲学最关紧要的一个缺口,几千年来人们始终是模糊过去的,用一些大话或玄而妙之的话含混过去,比如说“神”啊,“妙”啊,等等。中国哲学中的自然、道、气可以理解为一种场,被解释为一种“自动”的或者能动的、能够动的,但绝对不是由“power”所致动的。亚里士多德提出致动因,即用来解释是什么东西在推动,保证了事物的运动;而在中国哲学里,不管是讲自动的,还是能动的,都是没有解释的。对这种活动的解释,顶多就是说它本来就在动,从来就在动,而不要问它为什么动,它的起源究竟何在,我们绝对是追溯不到的。我们可以承认,它本来就在动,它自然而动,而自然就是生生不息,就是在动的,不要用静止的眼光去看它,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这个问题之所以存在就是你先认为这个事物本来就是不动的,那么它为什么会动起来,就成了问题了;但是如果反过来,一开始就认为自然就在动,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万物本来就在运动之中。这种解释是很巧妙的,但这种解释并没有把事物运动的根源归结为那个事物本身的内部,而是归结为和其他事物的关系,这就仍然没有解决问题。这些事物本来就在动,但为什么有时候又不动了呢?而且这样一种“本来”的动和不动、和静止并没有什么区别。如果说万物本来就在动,这与静止就没有什么区别。因为按照牛顿的惯性定理来解释:每一物都始终维持其静止或处于匀速直线运动的状态,只有受到外加的力才被迫改变这种状态。就是任何一个事物,如果没有外力,就始终维持其匀速直线运动的状态或者静止。在这个意义上匀速直线运动状态与静止是一样的。真正的运动应该是加速运动,按照伽利略的运动相对性的定理,匀速直线运动与静止是等价的。所以后来爱因斯坦由此引出了运动的相对性,引出了相对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就是从伽利略的运动的相对性中引出来的。如果按照惯性定理,没有什么外物的加入,没有外力作用,那么说是运动的与说是静止的没有什么区别,它可以被看作是静止的,因为它没有被改变,没有改变其运动速度也没改变其运动的方向,那它不就是静止的吗?好像你坐在一个船里,船在很平静的水上漂,那么就完全可以把船里面看成为静止的世界,如果不看窗外,根本感觉不到这个船在运动,只有跳出了这个窗外,你才可以分析这个运动是由什么导致的。比如漩涡是由于水流的推动所导致的。它与岸边的相对关系发生了位置改变,你才能判定这个东西是运动的。但此时你就已经考虑到外力的加入了。如果不考虑这个东西,那它与静止就没有什么区别。
中国人讲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好像是很能动的,其实不是的。这不过是要适合于天道自然的那种健动,但天道自然的健动不是你造成的,它本来就在运动。你就像坐在一个船里,你要适合于船本身的运动,那你就什么也不要动了。你跟船里的桌子、椅子、船舱保持一种静止关系,那你就什么也不用干了。但你可以说我跟这个船一起在动:“船行健,君子自强不息”。船在行,我也跟着行,我不可以用自己的力气去阻碍船的运动,我不去突发奇想,去改变船的方向,我就顺着船行,这就是君子自强不息。当然你还是要费力气,就是要拼命地阻止自己内心的私念的产生,因为人坐在那里是很不耐烦的,就要克制自己的不耐烦。佛家的打坐就是这样,如果没有打坐的经历,你坐上半个小时,就会非常不耐烦,内心有一种强烈的冲动,你必须把它压下去,要自强不息。这个从中国古代《易经》就是这样,为什么道家主张守静抱一,“致虚极,守静笃”?孔子讲“天何言哉”?不要去改变什么东西。董仲舒讲“天不变,道亦不变”。道家讲虚静,儒家讲温静,佛家讲寂静,都是指这样的人生态度:就是要顺从宇宙本体固有的健动,与之相和谐,取消任何外来之力,保持宇宙本来的惯性。这就绝对不能成为一种自由的动力源,不能成为权能主体。《易经》里的场有不是权能场有,它没有权能,只有一种假权能,假的能动性,只能是一种被定位了的、一种生生不息、大化流行,是一种惯性的力。能动者,第一推动者,始终在哲人的视野之外。在西方,哪怕是牛顿最后也提出第一推动者,否则就不能解释宇宙的运动。但在中国人看来,这很可笑,牛顿为什么引出一个上帝作为第一推动者?中国人认为大可不必,就说世界本来在运动中,比如我们的《易经》,不就解决了吗?但牛顿总认为问题没有解决,他的前提就是按照机械论,任何事物如果不用外力加入,则它就处在静止之中或者是匀速直线运动之中,等于静止。这是机械论的前提,前面讲到,机械论的前提在西方哲学问题中面临着一个矛盾,必须要有目的论来加以补充,就是这个动力源何在?这个问题始终困绕着他们。
西方古代的始基学说自从赫拉克利特以后,就走向了有定形;赫拉克利特第一个提出来自我定形,有定形的原则就开始上升,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比如说毕达哥拉斯的“数”,就是极端的有定形,精密的定量化分析。现代自然科学强调实证,定量,强调量化。大学里也有量化,比如发表几篇论文才能毕业、拿学位。这是从毕达哥拉斯以来西方所确立的一种量化的标准,这就是有定形。当然也没有否定无定形,但认为有定形是无定形之本,它与无定形是一对范畴,有主有次。巴门尼德的存在也是有定形,他虽然否定了虚空,否定了非存在,但他还承认存在与思维是同一的,所以还是有一种关系,虽然与非存在没有关系了,但与思维还有关系。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也是有定形,但他必须要设定虚空,才能存在,如果虚空不存在,原子也就不存在,原子是相对虚空而存在的,在虚空中它是充实的,所以它存在。没有虚空,谈何充实。巴门尼德认为没有虚空才能有充实,但德谟克利特比他更高明,他看到了虚空与充实有一种不可分的关系。有定形的东西只有在无定形的关系中才能得到自己的定形,只有在与无定形的关系里,在“场”里才能得到自己的定形,它必须有一个周围关系,才能有形状,才能得到确定。有定形与无定形后来又再次融合起来,赫拉克利特把它们融合成火,到了阿那克萨哥拉那里,有定形与无定形辩证地结合起来,阿那克萨哥拉提出的“努斯”的原则,他提出万物的动力源在世界之外的努斯。这当然还是一种外部关系,但在世界之外是什么呢?就是努斯。努斯本身有一种定形与无定形的内部关系,它是一种非物质的力量,在物质世界之外;同时它又是自发的力量,它支配万物,推动万物,并且把万物安排成有秩序的,按一定的比例来组合万物的“种子”。阿那克萨哥拉的“种子说”认为万物是由种子所构成。在每一个事物里边有一切种子,只是各种种子的比例混合不一样,而这些比例恰好使万物间有着和谐的秩序,有一种规律,这都是由努斯所造成。一切都在一切之中,任何一个东西里面包含一切,由于某一方的种子占优势,所以就体现那个事物的特点。所以虽然万物一切包含一切,但还是形成一个有规律的秩序,都是由努斯造成的。
那么努斯是什么呢?努斯(nous)本来的意思是心灵、灵魂,所以本来的意思中包含着能动的自发性,具有一种“致动因”的力量,具有power。它推动万物,支配万物,造化万物,同时有一定的秩序,有一定的目的。每一个事物的种子按照不同的比例混合起来,而这个比例是和谐的,一物与另外一物的秩序是非常合理的。所以合理性也是努斯的内在原则,就是它的目的性。它的目的就是要安排得合理,安排得“最好”。什么是最好?按照逻各斯就最好,就无所不通。赫拉克利特讲的“分寸”,万物燃烧的分寸,或者是万物的秩序,就是逻各斯,这个逻各斯在阿那克萨哥拉那里变成了努斯本身的内在原则。努斯本身是有目的的,是按照逻各斯来安排万物,使得万物都有秩序。但阿那克萨哥拉没有明确指出这一点,苏格拉底对他最不满的就是这一点,就是他没有把这个“秩序”到底是什么秩序讲出来。逻各斯到底是什么逻各斯?苏格拉底认为这个逻各斯是具有伦理学意义的,应该是善、好。把这个世界安排得最有秩序、最美、最和谐那就是最好了。所以这个努斯是按照一个“最好”的原则在安排事情。苏格拉底把努斯分成两个层次,一个是人心中的努斯,一个是神。当然阿那克萨哥拉已经有这样的划分,即在宇宙之外的这个努斯也在人的心中。到柏拉图那里,从努斯就发展出了整个客观唯心主义的体系,人心中的努斯跟神是相通的。柏拉图的理念,我们把它看作一些概念性的实体,理念也是实体,柏拉图的实体的概念就是理念。当然柏拉图还没有提出“实体”这个哲学术语,但也隐含了这个意思。我们一讲西方的实体主义,就肯定要提到柏拉图的理念。在中世纪,理念被实在论者称之为实体,因为它比我们看到的现实更实在,所有现实事物都是由于模仿了理念才具有实在性,那么这个理念不就是实体,不就是万物的根源吗?
但是这种理解也有它的片面性,也就是说,人们把柏拉图的理念理解为不变的概念,不变的实在的东西或者实体,但却没意识到,其实在这个不变的概念里面,有一种唯灵论的能动性,唯灵论也就是一种努斯精神。理念本身虽然是一个好像很机械的概念,柏拉图的理念作为一个抽象的概念,好像是一个框架,但实际上是有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