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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的哲学在希腊哲学里引起了一场巨大的变革，并形成了西方二千余年的哲学传统。从精神实质上看，就是这样，西方二千多年的哲学就是火的哲学，赫拉克利特以后很多人都在借用这个“火”的比喻。毕达哥拉斯提出中心火，宇宙的中心就是火，斯多葛派也接受了赫拉克利特的“宇宙大火”的观点。宇宙轮回，每过几千年或者1800年，或者多少年，宇宙就烧毁一次，然后在灰烬上面又重新开始它的历程，柏拉图把他的最高的理念比作太阳。“洞喻”，人走出洞穴以后，最高的境界就是看到太阳，通过一系列的步骤，不能直接看太阳，先看万物，适应了光线以后再去看太阳在水中的倒影，再适应性了以后才能直接看太阳，而且只能看一瞬间，不然就会瞎了。这是柏拉图的一个很著名的比喻，这个比喻一直被后人所援引。像新柏拉图主义的普洛提诺提出的“太一”，“太一”就是光，就是比作太阳。基督教的圣灵就是上帝之光，每个人的内心都有圣灵之光。这些都是用光的比喻，自然之光。托马斯以及文艺复兴的那些学者们都崇尚自然之光，理性之光，理性被比喻为一种光，一种光明。康德说每当科学家发现一条规律时，他心里就升起了一道光明。我们在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的导言里面，两次看到这种比喻，当伽利略他们怎么之时，他们眼前就升起了一道光明。黑格尔把法国革命比喻为一次“光辉的日出”，都是用这种比喻，一直贯穿到尼采。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的太阳崇拜，他是拜火教徒。到海德格尔，海德格尔也有一种光态语言，比如说“林中空地”，Lichtung，有人翻译为“澄明之境”，后来有的人说这个翻译不对，说它没有光照的意思，没有澄明这个意思。但从字面上来说确实有这个意思，也许海德格尔不从这个角度来应用，但“林中空地”还是能够透进光来的地方。海德格尔至少在前期对光是很重视的，对视觉是很重视的。到了后期才更重视听觉、声音。但早期更重视光。这个是西方哲学最平凡的哲学符号、哲学比喻。
所以说西方哲学大体上就是火的哲学，而中国哲学应该说是一种气的哲学。前面也讲到，中国哲学一直没有人把火当成万物之真正本原，一直到清末的方以智才开始提出，万物的本原是“阳气”，即火，“满空皆火”。火是用来说明动力的，说明运动的，但他还是把它归结为一种气，阳气。所以总的来说，中国哲学还是一种气的哲学。那么差异何在？我们只是描述了一些表面上的不同，但从实质上来说，赫拉克利特的火的提出，它的意义就在于，它不再是那种无定形的东西，这是中国古代哲学没有超越的地方。但赫拉克利特的火的提出已经超越了元定形，不再是不定形的，而且是自我定形的，有能动性，有自己的形态。就因为这一点，它是支配万物、给万物定形的。既然如此，所以赫拉克利特很自然的就引出了火的能动性本身有本身的尺度，那就是logos，赫拉克利特第一个把logos引入了哲学。logos其本义是“说话”，表述，说话。赫拉克利特把它上升为一个哲学概念，甚至上升为一个神学概念。logos是神，神的话语，是那个一般的话语。我们每天所说的话都不是真正的logos，你要学会像logos那样说话，就是要使你的话语成为“一”，就是要前后一致，你说的话要前后贯通成为一。所以赫拉克利特非常崇尚理性思维，就是说的话能前后贯通。当然，他主要是用logos这个概念来规定火的尺度，火的燃烧有其固有的分寸。logos是火的自我定形的一种分寸，一种规定性，它使火成为了可规定的，同时又不可规定的。对它自己而言，是可以自我规定的；但于外界的影响来说，是不由外界所规定，是不可规定的，自己变化的。所以从这里，他提出了存在与非存在的关系，火既是存在又是非存在，这都是从火的哲学里提出的问题。从赫拉克利特提出这个存在与非存在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出里面贯穿着一种能动性以及能动性的尺度。所以西方的存在的问题、实体的问题最早是从logos里面引出来的，logos在哲学上提出来代表一种关系，如果早期所理解的一种实体就是“本原”，那么logos就是一种关系。火如果没有logos怎么能够成为本原？当然赫拉克利特还没有提出实体这个概念，他用的是本原这个概念。可以说是实体的前身，但已经是与logos的关系概念不可分的了。
那么logos又是怎么一种关系？它本来是一种话语关系，但赫拉克利特并没有明确意识到这一点，他只是出于一种哲学本能，他认为只有把这种说话关系提升上来才能涵盖万事万物，因为万事万物都可以说，人所能把握的就是这个“说”本身。所以用logos来表达万物的分寸，这是人唯一可能的选择。但后人就把这种语言关系加以重视和认真看待，比如说亚里士多德就是从logos的关系里面推导出实体的，推导出作为有的有，作为是的是，或者作为存在的存在。这是他从语法，从logos作为说话的语法中推导出来的。人一说话就要运用这个“是”，运用这个存在。这个东西是存在的，是有的，是红的，是热的，等等。你总要说这个“是”。这个东西存在，哪怕你不说它是什么，但只有加上这个“是”，才能构成一个判断，才能说话。如果你只说某个东西或者只说红、树而不作判断，就等于没有说话，而只是发音，只是说出来了一个声音，而那个声音是没有意义的。你说树，人们就不知道你说的是何物，所以必须要形成判断，就是logos，logos就是一种关系，主词和谓词的关系。所以，亚里士多德把logos作为一种语法关系，来探讨其中的“是”，这个存在，即把“是”作为语法中的系词，放在了主词和谓词的关系里面来加以考察，这才提出了“是”本身、作为“是”的“是”。亚里士多德把古代的原始朴素的概念转入到了实体的概念。原始的本原概念是没有经过规定的，你可以说这是万物的本原，那是万物的本原，但经过logos以后，经过logos本身作为一种语法的关系规定了以后，这种本原就成了实体，所以始基或本原这个概念和实体的概念也有一种内在的关系，但实体概念层次更高（经过逻各斯的规定）。
logos作为一种火的能动的自我规定的关系，在西方哲学中首次建立了一种权能场有。火有了它的“场”，整个宇宙是“一场”大火，它在场中，并弥漫于宇宙之间。任何事物都是由火变成的。所以，整个宇宙就是一个火场。它是有，但同时又有它的权能，并且整个宇宙是由火自己烧出来的，不是由任何人或者任何神所导致的，而是由火自己变成的，所以它既有场，还有权。这跟中国古代由气和水所形成的关系场本质上是不同的，就是说气场，气也称之为场，像孟子说的，“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其气至大至刚，充塞于天地之间”，气也是个气场；但其中的关系不是一种主动性的关系，不是一种自身关系，而是某一部分与另一部分的交互关系。这个交互关系在《易经》里被唐力权先生总结出这样几个：相蕴相徼，相对相关，相摩相荡，相反相成。他讲的这些关系跟中国古代特别是《易经》里讲的的确有其渊源，还有就是老子《道德经》里讲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与里面的“相参”有关。“一生二”就是气分阴阳，“二生三”就是阴阳二气相参，通常的解释这个“三”就是参的意思，就是阴阳二气参合在一起，｝昆合在一起，渗透在一起，这就是相参。但是这种相蕴相徼，相对相关，相摩相荡，相反相成或者相参，始终需要一个“第三者”来促成，也就是动力源的问题：谁把它们放在一起的呢？它们自己不会去主动参合在一起，既使是参合在一起了也是偶然碰到一起的。两团气碰到一起了，我们现代气象学说，热空气与冷空气碰到一起，就发生了电闪雷鸣，然后就造成了雨，等等，万物都是这样形成的，相摩相荡，但是谁把它们赶到一起的？始终有这么一个问题。冷空气与热空气为什么会碰到一起？因为它有外力，如太阳能，地球自转等；如果没有外力，它就会静止不动，它顶多就是散的，散发了，蒸发了，而且蒸发也要一定的温度。所以气的或者水的关系问题就在于，它们是一种需要外力来促成的东西，需要有一种力把它们放在关系里面。所以本质上这种场是种被动的“在场”，而不是能动性的。当然中国哲学也讲能动性，也讲“自动”，我们前面讲了“莫为说”，讲自动，讲自为，自动，自为，自然，没有什么别的动力源。但所有这些说法都不是讲真正的能动性，都不是说它内部有一种能动性，有一种冲动，有一种内在的力；而是讲自身有一种可动性和可能性。所谓“自然而动”，其实是总需要有外在的东西造成它相摩相荡，相辅相成，所以它是一种被动性。这种可能性要实现出来，就需要要有一个第三者，把双方放在一起，或者把它们构成一个“机”，就是把两个东西放在一起使它们构成一种连带关系。但谁制造出这个“机”，始终是个问题。包括唐力权的解释里面，这个权能场有仍然没有摆脱中国传统哲学固有的毛病，始终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这是中国哲学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