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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这一碰撞过程中发生争论和偏颇都是正常的，也是必要的。30年代鲁迅和梁实秋等人关于“曲译”、“硬译”、“死译”和“乱译”的争论，对于把握翻译的分寸就很有参考意义。当然，鲁迅主张翻译要“硬”一点，我理解这并不仅仅是着眼于一个翻译技巧的问题，而是从他一贯主张的“国民性改造”的大前提来考虑的。他不愿意一味地迁就国人的理解能力和欣赏口味，他深知这种能力之不发达、口味之偏狭正是中国几千年来的思想束缚所导致的，翻译家的任务则是首先为这种束缚松绑，这就要求翻译要有一定的超前性，尽量能使读者“跳一跳够得着”。有趣的是，鲁迅也提到过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他在《为翻译辩护》一文中对于当时有人抱怨翻译的“硬”或“乱”，说有许多翻译作品糟糕得“往往看了三四页，还是不知所云”的现象，而指出病根一方面在于中国人喜欢“抢先”和赶时髦的浮躁风气（这与80年后的中国目前翻译界的现状何其相似！）；再就是批评的缺席（这点至今也仍然毫无改善）；但最后却为翻译“辩护”说，对某些翻译应该区别对待，“倘是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那样的书，则即使德国人来看原文，他如果并非一个专家，也还是一时不能看懂。自然，‘翻开第一行就译’的译者，是太不负责任了，然而漫无区别，要无论什么译本都翻开第一行就懂的读者，却也未免太不负责任了。”（注：《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59页。）在《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一文中，鲁迅也为自己的“硬译”反驳梁实秋的指责说：“我的译作，本不在博读者的‘爽快’，却往往给以不舒服，甚而至于使人气闷，憎恶，愤恨”；并举日本人的例子为自己辩护：“日本语和欧美很‘不同’，但他们逐渐添加了新句法，比起古文来，更宜于翻译而不失原来的精悍的语气，开初自然是须‘找寻句法的线索位置’，很给了一些人不‘愉快’的，但经找寻和习惯，现在已经同化，成为己有了。中国的文法，比日本的古文还要不完备，……现在又来了‘外国文’，许多句子，即也须新造，——说得坏点，就是硬造。据我的经验，这样译来，较之化为几句，更能保存原来的精悍的语气，但因为有待于新造，所以原先的中国文是有缺点的。”（注：《鲁迅全集》，第4卷，第197、199—200页。）的确，一般未经训练的中国读者，最害怕的就是读翻译作品中的长句子，于是一些好心肠的译者为了可怜读者的头脑，就把一句话切成好几句来说。其实这种做法，对于文学作品的翻译来说也许仅仅只是“失了精悍”（即失了“中气”），（注：中国古代文章的通病就是“中气”不足，或者说“气短”，写不出大著作，只能写“小品文”，如《史记》之类的鸿篇巨制其实也无非是小文章的堆积。读这种文章长大的读者当然很难适应像《纯粹理性批判》这样一气呵成的巍峨体系。）但对于某些哲学作品的翻译来说则往往是灾难性的。
在西方哲学著作中，康德的作品被公认为最难读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句子太长。曾有德国学者抱怨说，读康德的书十个手指头不够用，因为他用每一个手指头按住康德的一个从句，十个手指头都用完了，康德的那一句话还没有完。这种抱怨听起来非常可笑：读书怎么还需要用手指来按住句子？但这正说明了德国读者力图对思想作整体把握（即“概念式把握”，“概念”德文为Begreff，就是用手“抓住”、“握住”的意思）的那种值得钦佩的精神力度。康德的书正是写给这样够资格的读者看的。中国读者（也许还有英国读者）就不会费这么大的神去读康德，对他们来说事情倒变得十分简单，干脆一个从句一个从句地顺着读下去就是，读不懂了就说康德“充满矛盾”甚至“混乱”（反正连专家也这么说）。因此，当中国的译者到处拆解康德繁复的句型以适应中国读者那贫弱的理解力时，康德的精神便已经丧失掉了很大一部分。然而，不拆解又怎么样呢？不拆解，译者就得自己去弄清那些句子的结构，整体地、而不是支离破碎地把握康德的思想，这谈何容易！所以翻译康德的著作实际上就是在研究康德的著作，只有康德研究的专家才能有真正好的翻译。（注：其实其他哲学家的作品也应当是这样，只不过康德这样的伟大哲学家更为突出罢了。）语言与思想的这种紧密的结合，正是为何当今翻译界人们热衷于抢占地盘，惟独康德的作品乏人问津的缘故。鉴于这一点，我与杨先生在翻译康德著作时有一个默契的原则，就是康德原文的逗号尽可以改（增删或移动位置），但句号（和大部分分号）则绝对不能动，以尽量保持一个句子各成分的完整性。我现在每学期给研究生开设的康德原著选读课，课堂上第一件基本功就是让研究生按照我们的译本把康德的一段话读下来，每句话要尽量一口气读完，即使要换气也要马上接上来，不能中断语气。
然而，当我在做这样一种看来极其笨拙而且似乎是费力不讨好的工作时，却另有一番乐趣，这就是发现了现代汉语对翻译康德著作具有一种特别的长处，即它的灵活性和多功能性。这主要是与康德著作的英译本（部分也和俄译本）对照而言的。同属于条顿语系的英语和德语在语法、词汇和语感上当然有汉语所不可比拟的亲缘关系，但两者其实也有相当大的区别，有时甚至是不可克服的差别。例如英语的语法属于开放型、分析型的，一边说一边理解，是散漫而无边际的线型结构，特别适合于社会交往和商业活动；德语的语法则是封闭型、综合型的，要等一句话说完了才知道整个句子的确切意思，是集合性的团块结构，适合于闭门沉思默想。这常常是由于德语所特有的“框形结构”造成的。德语的许多动词都有可分前缀，在句子中这些前缀可以与词干分离而甩到句末，与动词词干合围而形成框形结构；再就是由情态动词（“能”、“必须”、“愿意”、“允许”等等）和时态助动词与放在最后的主干动词所形成的框形结构；此外凡是从句的动词也被放在该从句末与引导词形成框形结构。这些都是英语无法表达的，因此英语在排列那些从句和从句的从句时特别容易造成混乱。令人惊奇的是，现代汉语竟然有办法表达大部分框形结构，如对于动词前缀和情态动词及时态助动词所形成的框形结构，汉语必要时可以通过把主干动词变形为“对……进行……”或“将……加以……”的方式，使主干动词掉到最后来达成框形结构；对于从句的框形结构，则是利用汉语的定语词尾“……的”来表达德语的定语从句，利用汉语的“如果……的话”来表达德语的条件从句，利用汉语的“当……的时候”、“在……的情况下”来表达德语的时间或状态从句，利用汉语的“像……一样”、“比起……来”来表达德语的比较从句，如此等等。为了说明英译本由于缺乏框形结构的表达手段所造成的误解，我们不妨顺便举一例来说明。如在德文本《纯粹理性批判》A200 = B245页上有一段话：
……woraus eine Reihe der Erscheinungen wird；die vermittelst des Verstandes eben dieselbige Ordnung und stetigen Zusammenhang in der Reihe m？glicherWahrnehmungen hervorbringt und nothwendig macht；als sie in der Form derinnern Anschauung （der Zeit）；darin alle Wahrnehmungen ihre Stelle haben mü？ten；a priori angetroffen wird。
这段话我们逐字直译为：
……由此而形成一个诸现象的序列，它借助于知性在可能知觉序列中产生出来并使之成为必然的这个秩序和持续的关联，正和在所有的知觉都必将在其中拥有其位置的那个内直观形式（时间）中先天地见到的秩序和关联恰好一样。
这段话的意思并不难理解，无非是说知性范畴的作用通过时间图型而与内直观相吻合，即概念所规定的秩序与直观接受的秩序相吻合。
而在康浦·斯密（Norman Kemp Smith）的英译本中，这段话被译成了：
A series of appearances thus arises which；with the aid of the understanding；produces and makes necessary the same order and continuous connection inthe series of possible perceptions as is met with a priori in time—the form of inner intuition wherein all perceptions must have a position。
于是，当韦卓民先生在依据康浦·斯密的英译本来把这段话译成汉语时，就成了：
现象的序列就是这样出来的，而以知性为媒介，这种序列就在可能的知觉序列里产生，如在时间中先天所碰到的同样次序和连续不断的关联，而且使之成为必然的——这就是一切知觉都必须在它里面有其地位的内直观的形式。（注：见韦卓民译：《纯粹理性批判》，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34页；文中为我与我的译文对照改了几个字：“现象”原为“出现”，“序列”原为“系列”，“先验”原为“验前”，“关联”原为“联系”。“韦卓民遗著整理小组”的曹方久教授接受了我的建议，在该书2000年第二版中对此段话（以及其他多处地方）作了修改。另外可参看蓝公武译本，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181页，该处所译比韦译本要稍为明确些，但由于依据的是同一个英译本，也有同样的问题，即破折号后面的一句不知起何作用。）
韦先生的英语程度之好自不用说，译文对照上述英文原文也差不多是无懈可击。但这段话的整个意思不知所云也是显而易见的。最奇怪的是，这段英文与上面的德文也几乎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