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十讲- 第13部分

　　　　他知道，如果这时自己不避开，无论高拱和冯保谁输谁赢，都会得罪其中的一方。因此，英明的办法是抽身离开、坐山观虎斗，如果高拱赢了，自己也不会失去次辅的位置；如果冯保赢了，内阁中只有自己资历最老，首辅的位置非自己莫属！

　　　　如此一来，张居正就成了最大的收获者。本来，按照政体的原则，宫中府中俱为一体，应该将内监的权力收归内阁，因而张居正就应该帮助高拱。可是，就算帮助了高拱又怎样呢？他一旦渡过这次难关，张居正又会成为他第一个要消灭的政治对手。因此，还不如坐视不管，心中希冀着高拱的失败。

　　　　对于张居正的做法，不能总是从道德的角度批判，更要从当时的政治情势分析。试想，如果当初张居正要讲同事、朋友义气，就等于是养虎为患，他日必遭高拱毒手，又怎样能实现他当上首辅，进行富国强兵改革的宏愿呢？

　　　　因此，张居正只是一个注重实际的“政治家”，不是圣贤之人。或许，也只有他这样的人，才能担当得起振作明朝的重任吧！

　　　　

张居正十讲　第四讲　谋国韬略：制度性变革

　　　　有些人是天生的权力热爱者，他们『迷』恋权力，甚至可以为之奉献自己的生命，张居正便是这样的人！他上台时，面临着怎样的政治局面？这个古老的国家，又面临着哪些急需医治的弊病呢？张居正一直希望手握重权，改革弊政，现在他得到了一展才华的机会，又能否成为一个改革弊政的能臣？

　　　　正臣僚而正国法

　　　　长期的隐忍终于给张居正带来了回报，内阁之中的大权已经由他独掌了。一般的政客，倘若能够走到这个地步，就已经心满意足了，接下来的事情就是如何保持自己现有的权力。但是张居正不然，他可是第一流的大政治家，胸怀兼济天下的抱负，怎么会满足于只是为自身计！手掌大权的张居正开始了他匡扶大明，辅佐幼主的征程。

　　　　很显然，刚当政的张居正对于自己的要求是只有前进，没有后退；只有牺牲，没有畏缩。为什么这样说？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方面，任何一个刚刚大权在握的人，面临着一个崭新的开始，都会有大干一番的激情，这时的张居正也满怀憧憬地准备投入改革明朝弊政的行动中去；第二个方面，张居正刚一当政，就面临了一个颇为棘手的难题：需要辅佐年幼的明神宗。

　　　　在他面前的任务显得比较艰巨：既要改革以往的弊端，也要维持好现状，还要开创美好的未来。尽管如此，张居正还是勇往无前地担起了历史的重任。在一封信中，他说到自己面临时局的心态：“去年，当主少国疑之时，以藐然之躯，横当天下之变，比时唯知办此深心，不复计身为己有。”（《张文忠公全集·答李中溪有道尊师》）张居正才上台时的心态在这几句话里彰显无遗：他认为自己在国家大事发生重大变化时上台，只有抛却自身，全心全意为国事『操』劳才是正事。

　　　　有着这样的心态是不错的，但是万事开头难，怎样打好开始的一仗，对于以后接着就要开展的改革是至关重要的！俗话说得好，新官上任三把火，张居正会烧哪三把火？最关键的第一把火又是什么呢？

　　　　张居正上任后的第一把火是大力整顿纪纲，也就是大搞官员纪律建设。他为何会先从这里着手呢？

　　　　在张居正看来，明朝之所以会有嘉靖年间武备的荒废松弛以及隆庆年间政局的极度混『乱』，原因就在于整个官员队伍出了问题。什么问题？就是纪纲的不振，也就是官员纪律不严明。

　　　　对于这一点，张居正其实早在严嵩当政时期就已经上疏说到过。只不过那时的他手中没有实权，因此这样的主张并没有得到仔细考虑和采纳。现在，时代和情况都不同了，张居正完全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整饬纪纲。

　　　　整饬纪纲是中国古代经常使用的一种整顿官员队伍纪律状况的手段，实际上是一种集中的纪律检查措施！因此，这里强化的是检察权。具体到明朝来说，整饬纪纲的最有效手段就是所谓的“京察”。谁手里掌握着京察的大权，谁就可以整顿吏治，严肃纲常，从而达到净化官员队伍的目的。

　　　　此时身为首辅的张居正手中肯定掌握着京察的大权。因此，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的七月间，也就是张居正当政之后，他就向明神宗上疏请求举行京察。张居正开始动用手中的权力，改革吏治和优化官员队伍了！这次的京察，张居正仍然是依照了传统的做法。经过一段时间的京察，到这个月的中旬时，检查结束了。

　　　　这次京察究竟取得了怎样的成效？这或许是大家最为关心的问题。在具体讲述之前，我们不妨先来看一看隆庆六年七月十六日，由张居正亲笔写的明神宗下的诏谕，它可以看做是张居正宣告改革开始的一份宣言书：“……乃自近岁以来，士习浇漓，官方勅保�钻窥隙窦，巧为躐取之媒，鼓煽朋俦，公肆挤排之术，诋老成廉退为无用，谓谗佞便捷为有才。爱恶横生，恩仇交错，遂使朝廷威福之柄，徒为人臣酬报之资，四维几至于不振；九德何由而咸事。朕初承大统，深烛弊源，亟欲大事芟除，用以廓清氛浊，但念临御兹始，解泽方覃，铦锄或及于芝兰，密网恐惊乎鸾凤，是用去其太甚，薄示戒惩，余皆曲赐矜原，与之更始……自今以后，其尚精白乃心，恪恭乃职，毋怀私以罔上，毋持禄以养交，毋依阿淟涊以随时，毋噂沓翕訾以『乱』政。任辅粥者当协恭和衷，毋昵比于『淫』朋，以塞公正之路。典铨衡者当虚心鉴物，毋任情于好恶，以开邪枉之门。有官守者，或内或外，各宜分猷念以济艰难。有言责者，公是公非，各宜奋谠直以资听纳。大臣当崇养德望，有正『色』立朝之风；小臣当砥砺廉隅，有退食自公之节。庶几朝清政肃，道泰时康，用臻师师济济之休，归于『荡』『荡』平平之域；尔等亦皆垂功名于竹帛，绵禄荫于子孙，顾不美钦？若或沈溺故常，坚守旧辙，以朝廷为必可背，以法纪为必可干，则我祖宗宪典甚严，朕不敢赦。”（《张文忠公全集·戒谕群臣疏》）这个诏谕的意思是：神宗登基以来，在一些官员身上出现了投机取巧、呼朋唤友、相互排挤、谗言忠臣等不好的风气。在这些风气的影响下，官员之间怨愤丛生，彼此争权夺利，严重败坏了清明的政治。神宗本来上台就要严肃查处这些事情的，只不过由于担心伤及无辜，因此只需稍微对之进行惩戒。从今以后，希望官员们不要怀有私心、不要拿着俸禄吃喝交游、不要谗言以『乱』政。辅佐的大臣应该主持正义、协调各种关系；内外官员也要恪尽职守；言官们也要敢于直言，明辨是非。这样，国家的政治才能走上清明的境界，官员们也会因为这而福荫后代。如果在这个诏谕之后，还有官员像以前一样我行我素，自然会有国法惩治。

　　　　张居正的这份宣言是有分量的，他说到做到，就在这次京察的过程中，他就对几个“以言干政”的人严加惩处，免去了他们的官职。用他自己的话说，他这样做是因为“芝兰当路，不得不锄”。

　　　　在对违法『乱』纪的人严加处治的同时，张居正对于真正的人才则是予以重用。在用人上，张居正的要求是“能办国家事，有礼于君者”。这一点，他是在向自己的老师徐阶学习。徐阶当初同样抱持着如此的用人理念，既是为国家选拔人才，也是在提拔士大夫上升。

　　　　毕竟，他们两人都是出身士大夫，有些这样的倾向是很正常的。况且，在中国古代，官员的出身大多数是士大夫，也就是读书人，这样的人构成了官员队伍的一大部分，在实际政治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张居正的用人原则也无可厚非！然而，有人却因为这个而对张居正心存不满。张居正对于这样的不满，抱的是一种清者自清的态度，他在一封信中说：“仆一念为国家，为士大夫之心，自省脱诚专一，其作用处，或有不合于流俗者，要之欲成吾为国家为士大夫之心耳。仆尝有言：‘使吾为刽子手，吾亦不离法场而证菩提。’又一偈云，‘高冈虎方怒，深林蟒正嗅，世无『迷』路客，终是不伤人。’丈深于佛学者，岂不知此机乎？”（《张文忠公全集·答奉常陆五台论治体用刚》）他的意思很明显：自己是一心为国，也是为士大夫。如果自己的作为有不合于流俗的，也是由于这些流俗之人想要自己完全代表士大夫的心意。只是，这难以做到。张居正引用佛学的话语，意思是说：这些士大夫其实不用叫自己完全代表他们的心意，只要他们不作『奸』犯科，那就没有必要担心如同猛虎和蟒蛇的国法了。当然，如果这些人执意不改恶习，那就怪不得自己要下杀手，也就不会心存“菩提”的善念了。

　　　　此时的张居正，就是如此的心态：坚持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尽管有很多人不能体谅自己的用心，那也无所谓，但求自己无愧于心就行了！在国家面临着方方面面的改革，急需人才的时候，张居正只有坚持自己的用人原则，才能真正地做到“旁求贤哲，共熙帝载”。

　　　　经过这一番大力整顿，加上明神宗的大力支持，张居正上任后的第一把火烧得很旺！可以说，至少在北京城内，官员的纪律状况得到了很好的改善。撤掉了一些官员，也任命了一些官员之后，张居正已经为他接下来的大力改革做好了准备。要知道，要完成改革弊政的伟业，靠一两个人是不够用的，而是需要大量纪律严明、工作干练的官员，这就需要改革者在一开始就做好人才的选拔和任用工作。这次京察的成功，正好做到了这一点！

　　　　激励与监督的双重机制就改革的第一步而言，张居正是成功了的，但是他仍然保持着冷静，没有马上“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