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删改我的小说吧，让我把话说完整，不要打断我，让我说下去。
看书比看电影更自然，你可以一个人看，也可以与别人一起看，高兴了还可随时停下，谈论它，我本人是个热忱的读者，虽然我很挑剔，我希望有更多热忱的读者，当人们认为一件漂亮的裙子可以改变人的命运时，我要说，一本书也能做到，而一般来讲，一本书比裙子要经济得多――看书吧，把书店里的书都买光，只有这样，人们的生活才会丰富，不懂艺术的人是粗野的，而粗野不是美德而是丑行，不是吗？
很多人会挑选一个适合自己的饭馆，这使他觉得自己很聪明，但是，更聪明的人会为自己选择好的谈话对象，即使在饭馆里说话也一样，那些好的谈话对象在哪儿呢？
――在书店里。
我是北京人，我仍在为北京写作，我希望更多的人与我一起写，我希望通过很多人的努力，把北京建设得更加合乎人性，让它成为一座艺术可以在其中生长的城市，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成为一个艺术骗子云集的农贸市场，艺术要有尊严，艺术要独立，艺术家也要独立，为艺术工作吧，虽然艺术只会逞罚你，因为真正的艺术是不接受表扬的，艺术惧怕表扬，那会使艺术失去纯真，投靠权威，成为势力鬼――但是，为艺术工作是多么与众不同呀！
为爱而苦恼吧，爱会因你的苦恼而更加深沉――所有相信我所描述的爱情的读者，你们都是我的兄弟姐妹与情人。
真正的梦想是无法成真的，能实现的梦想毫无例外都是庸俗之梦，这样的梦做不做两可。
在所有的一切全都离我而去之后，我的眼光仍然骄傲，我将傲视那荒唐无耻的庸俗之辈，让他们去领教那平凡忙碌的蝼蚁人生吧！
创作，就意味着从无到有，就意味着去发现那世间从未有过的事物，就意味着与苦难同行，让欢乐之光在我眼前熄灭吧，我要那剩下的无际的黑暗，那里是我的住所，我的家，亲爱的苦难，我对你耳语，我们从哪里开始呢？我知道，我们就要终结，但终结之前，我们从哪里开始呢？我想必须开始，我一旦开始，就能去蔑视那些追欢逐乐之人了。
说来奇怪，本书的写作过程令我也迷惑不解，因为以往的写作从未如此顺利过，我几乎是如有神助，一气呵成，看来在我心中，有关爱情的陈词滥调确实积攒不少，一开头就能洋洋洒洒，漫无边际，我自己都弄不清为何有那么多话要说，而且还写得意犹未尽。
事实上，这本书是我对爱情说的一些闲言碎语，在听了那么多别的爱情发言之后，不知你是否愿意一听？实不相瞒，限于篇幅，这只是我爱情三部曲的第一部，对于爱情，我仍有话要说，但现在我已说累，只得休息，请你也把书合上，有一天，我会回来，把剩下两本书写完，到时我们再见不迟。
还有，我从来不怕冒犯读者，倒是怕读者误读了我的小说后，喋喋不休地胡说一气，并且无知地自以为是，觉得可以三言两语，乱评一气，并能一语中的，那样，你就是冒犯了我，我倒是担心由于我心胸狭隘，会认为你的轻率冒犯特别不可原谅。
不想多说别的了，如果你全部同意我书中的观点，那么，那些坚持读到此的读者，我的剩下的为数不多的读者，我已知道，我们在这短暂的人生的某一时刻曾经神交，我们无须多言便能相互理解，我要说，我对此很珍惜，我的读者，如果我的书能安慰你的生之噩梦，我很荣幸，并且愿意这本书也属于你。
石康
2000年9月30日
支离破碎
石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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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三十一岁，我读书，我睡眠，我写作，我厌倦，我坐立不安，我四下走动，我探头探脑，我漫不经心，我无聊至极，我孤独寂寞，我单调乏味，我不值一提，我的生活支离破碎。
甚至，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描述我的生活，我弄不清楚自己用意何在，我只是盲目地做着我认为可做的事情，我就是这样。
三十一岁是讨厌的年龄，我这么说的原因是——到了三十一岁，我发现自己走入荒原，
清点行装，发觉贴身物品只有两件——无聊的欢乐和不可告人的痛苦，这足以使我断言，三十一岁讨厌之极。
我自认为不是那种积极向上的人，但我是非常尊敬积极向上的人，我尊敬他们的忍耐精神和挣扎斗志，我也尊敬他们的生活方式，我认为，如果没有“积极向上、永远抗争、挑战命运”之类活泼可爱的迷信活动，人生简直就闪不出火花来。
我不会闪出火花，我颤抖，但不闪烁，我犹豫，但不后退，我怀疑一切，我背对生活，我是另一种人，是那种所谓“还未找到信仰的人”，我头重脚轻，缺乏根基，因此，在茫茫人海里，我显得步履蹒跚，左顾右盼，行动迟缓，不着边际。
我自命不凡，不知高低。相反，却又十分害羞，我的羞耻感来源于对自身无能的判断，另一方面，当我看到周围那些比我更蠢的人却不自知，不由得怒火中烧，以至形如斗犬，只要听到他们说话便要出口驳斥而不问就里，而出口说完之际，我又总是感到后悔，总之，我忽高忽低，忽上忽下，头脑混乱，自相矛盾。
很多俗话对我不适用，比如：我就弄不清“万事开头难”是什么意思，也不知难在哪里，我只知万事从零开始，一如我的近况——九九年四月里的一天，我正在读一本美国人保罗。福塞尔所著，名为《格调》的讲美国社会等级与生活品味的书，忽然电话铃响起。
我得说一下电话在我生活中所具有的意义，由于没有所谓正式工作，我的生活来源全部仰仗那部放在写字桌前的电话，电话一响，对于我的生活来讲，无非两件事上身——套用经济学术语——生产或消费。所谓生产，便是有工作上门，写剧本或是文章，于是手工作坊顿时开业。所谓消费，便是朋友们耐不住各自的寂寞，蠢蠢欲动，要求聚会，当然，聚会是要花钱的。电话生涯看似过得去，其实很被动，这个结论是我翻看《格调》得来的，起初，我也错认为自己的生活天马行空，很是自由，但《格调》告诉我，像我这种无产文人生活实在格调低下、俗不可耐、惨不忍睹——就如同书中最后一章“冲破常规的另类人”一样。
我拿起电话，是一个编辑打来，他约我写一本十五万字左右的小说，难得。我连忙答应下来。
我说过，无产文人生涯格调低下，俗不可耐、惨不忍睹，这话可能要让某些人看不顺眼，但
这是我本着理智与诚实两条原则分析总结而得出的结论，原因很简单，那就是文人有求于社会，文人讲话，希望别人听到并有所反应，自由文人是社会的“业余者”，总以业余身份参与社会活动，这很合乎欧美上层阶级的行为准则，似乎很有格调，不幸的是，文人的“业余者”的身份是被迫的。况且，根据“无用即美”这一原理，文人工作一旦有用，美即立刻消失，丑便找上门来，这种所有文人皆能倒背如流的大道理不知是否合用于文人本身？保罗。
福塞尔在书中并没有告诉我。
我的观点：热爱自由、追求真理等等行为应归于个人爱好，甚至隐私，如果有人在做这些工作，最好放在业余时间悄悄进行，如果能做到东躲西藏、偷偷摸摸、以至神不知鬼不觉，那就是最好，最有格调，因为诚实地讲，只有那些东西才配得上那种不引人注目的方式，
而且就我所知，从古至今，世上了不起的人都是这么做的。
我的小说以此开头，想必令人惊诧不已，但凡事必有开头，以现实开头总比说些不着边际的话要来得诚实，这也是我的个人观点。读者在往下读我小说时请不要忘记，我对自己的写作是何种态度。当然，以此态度作出的小说有无阅读价值也请读者明察。
我要说的是，我不喜欢这个世界，对它了解越多就越不喜欢。
我要说的是，我不喜欢我的生活，我曾想使用“怠工、逃跑、毁坏劳动工具”等手段离开我的生活，不幸的是，我即使从马克思的书中也未找到那些奴隶在如此这般之后的最终去向。
我要说的是，我所写的故事来源于现实，却又与现实格格不入。
我要说的是，我自认为是一名格调真正低下的作家。
我要说的是，我生于北京，喜欢北京，希望北京更好而不是更坏，于是，我写北京，没
有人要求我这么做，我是自愿地为北京而写作，我生就如此，活该倒霉，因为除此之外，我简直无法找到任何可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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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到底多久？我弄不清，反正都一样，每一天都是那么无聊，如果要能弄清无聊和无聊之间的差别，我想我就能分清一天和另一天的差别，一年和另一年的差别。
可惜，那是异想天开。
新生活是从哪一天开始的？我记不起。我只记得，不知从哪天起，我换了一批新朋友，于是，便有了所谓的新生活，我指的是，一直延续到我现在的这种生活，我是指，碎片。是的，那是碎片，五颜六色，闪闪发光，而凑上前去仔细观看，却是一些没用的渣滓，我是指我的生活。
我的生活集中在北京，我生于北京，随父母几次搬家，从宿舍到胡同大杂院，从大杂院到筒子楼，从筒子楼到居民楼，从北城到南城，从城里到郊区，总之，是在北京城里兜圈子，有一天，我算了一下，三十岁之前，我离开北京的时间加起来不过半年。
我喜欢北京，从心底里喜欢，简直可以说是住也住不厌，看也看不完。我很少真正想过要离开北京，离开它，我去哪儿呢？
北京的很多街道我都走过，我十六岁时走过的西单现在已今非昔比，菜市口大街已经完全推倒重建，更不用说如同戏法一样变幻的王府井大街，也许，北京这十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