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很多街道我都走过，我十六岁时走过的西单现在已今非昔比，菜市口大街已经完全推倒重建，更不用说如同戏法一样变幻的王府井大街，也许，北京这十几年是世界上最繁忙的工地，北京人热衷于一遍遍地把道路和房屋拆了建、建了拆，以此表明这个城市充满活力，从父母家书架下面的相册里，我可以看到我五岁时站在天安门广场上，面对我父亲向我举起的海鸥牌相机所做出的表情，可是，那个人是我吗？
北京的街上，永远车水马龙，川流不息，即使到了夜里十点以后，二环路上的汽车也是首尾相接，真是一个大城市。
大城市，一条条宽阔的带有路灯的大街，一个个夜里也能闪亮的巨形广告牌，一幢幢气派的大楼，逛也逛不完的超级市场，红灯、绿灯，还有——人，很多人，各式各样的人，行人，醉鬼，演员，公司职员，小商贩，吸毒者，罪犯，工人，外地的漂亮娼妓，农民，军人，运动员，甚至还有哲学家。
2
有人告诉我，一个人，一生中应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工作，对于此人，只有这个工作才是真正的工作，只有这个工作才是此人存在的借口，也可以说，此人应以这个工作得到存在这一报酬。
不幸的是，这个人并没有告诉我，我的工作是什么，于是，我的存在便失去意义。
当然，这没什么了不起。
3
九四年，由于一次偶然的机会，我认识了几个新朋友，其中一个叫大庆，是个导演，认识我的时候，他正筹拍一部二十集的电视系列剧，我随大庆一起在他家中看了几部电影，通过观看，他把一些关于编剧的知识一股脑儿倒给了我，随后我又从他们家抱走了几十期《世界电影》，这是一本上面登有外国电影剧本的月刊，我一本本读下去，居然也就写起了剧本，于是，我辞了手边的工作，摇身一变，成为编剧。
转眼间，我一口气写了十几集的电视剧本，由于制片人回本心切，这部戏眨眼间便拍完，接着就进入发行，没过多久，全国的电视台就开始一集集播放起来。终于有一天，我在电视里看到我的大名赫然署于编剧一栏的后面，虽然接踵而至的那一集电视剧叫我汗如雨下，如坐针毡，羞愧不已，但事情就是这样，这部戏一集集播完，顺理成章，我又接到约稿，开始写下一部戏。
现在还记得一些大庆给我看的片名，有法国贝内克斯的《三十七度二》、有昆廷。塔仑蒂诺的《水库狗》、有菲利。浦考夫曼的《亨利和琼》，有吉姆。贾穆什的《地球的夜晚》，中国电影有杨德昌的《牯岭街少年杀人案》等等，补充说明一下，时至今日，在我看了上千部各种电影之后，我仍然认为这些电影值得一看。
顺便介绍一下大庆，此人个子不高，他女朋友吴莉如果穿上高跟鞋，他就得踮起脚尖，两人才能做出相亲相爱的动作，我是指接吻，当然，大庆与吴莉从来没有当众表演过这种哗众取宠的丑行。大庆上学时的外号叫“钩针儿”，可见他瘦得可以，现在却长得白白胖胖，但两条细腿却依然如故，站在那里活像是两根竹竿上挑着一块猪油，平日里他戴一副眼镜，眼镜不慎摔碎时立刻目露凶光。
4
编剧生涯，一点准谱儿没有，今天还在大鱼大肉，大把花钱，明天就两手空空，四处举债。
由于工作时间地点都不固定，有剧本写时忙得恨不能四脚并用，没有时又闲得要死，整日无所事事，因此生活极不规律，两年下来，身体变得坏得要命。
老朋友成家立业，事业有成，渐渐与我断了往来，只在逢年过节打个电话，新朋友几乎全都是自由职业，基本从酒桌上认识，来得快，去得也快，大多数时间是自己跟自己在一起，逛书店，买录相带，在家做饭，酒吧嗅蜜，如此而已。
九五年是过渡期，对于那个浑浑噩噩的年份，我的记忆只停留在一些小事上，诸如赌博失利、一夜情之类，到了九六年，我已习惯这种生活，用四个字形容，叫做支离破碎。
九六年整整一年，因为种种原因，我没接到价钱好的剧本，生活拮据得无以复加，汽车也卖掉了，至于精神上也日渐颓废，过一天算一天，爱谁谁。
支离破碎，烂透了的生活，即使这样，在我身边也有些事情发生。
5
在梦里，经过一番搏斗，我还是被一只浑身花斑的南美大蜘蛛吃掉了，听到自己骨头碎裂的声音之后，我手脚冰凉地醒来，翻身的当口，把辛虹撞醒了，她头也不回地对我说：“大麻抽完了。”
我从床上爬起来，一丝不挂地坐到沙发上，拿起放在茶几上的杯子，喝了一口昨夜剩下的残酒，把头靠在沙发靠垫上，眼睛望向窗外，窗外，深蓝色的夜空像要自己飘走一样。我闭上眼睛，感到太阳穴在跳动。
辛虹是我三天前的夜里从三里屯一个叫翼的酒吧领回来的三陪，回来时喝得烂醉，
第二天晚上才睡醒，醒后浑身滚烫，说自己发烧了，我给她到药店买了一瓶退烧药，又过了一天烧退了，起来后我们一起做了一锅方便面，她吃完后打开电视，边看电视边把一瓶龙徽干红喝光了，并且和我一起把我的最后一块大麻抽完，后来她给我讲嫖客的故事，讲了四个嫖客以后便又睡去了。
6
我叫出租车停在亚运村１１号楼下，然后走进楼洞，坐电梯上到８楼，出了电梯往右拐，走了三米后来到朱玲的门前，我敲了几下门，里面传来朱玲的声音，接着是她的拖鞋声，门开了，朱玲站在我面前。
“进来吧。”她说。
我进了门，坐到沙发里。
“大麻没了。”我说。
朱玲给我端来一杯茶：“你先喝口茶吧。”
我伸手接过茶杯，喝了一口，把身体尽量往沙发里沉下去。
“怎么了？”朱玲问我。
“没什么。”
“情绪那么低落。”
“谁知道——一直这样。”
“这样不好。”
“是不好。”
“你还有钱吗？”
“有。”
“姑娘？”
“有。”
“原来是这样。”
朱玲笑了。
“你笑什么？”
“我觉得你挺有意思。”
“有意思？”
“是，有意思”
“朱玲。”
“啊？”
“谢谢你。”
“谢我？”
“当然。”
“为什么？”
“你帮我买大麻——”
“这没什么，顺手的事儿。”
“可我什么也没干——天天呆着。”
“那不挺好嘛——总比干坏事强。”
我低下头，不知说什么好。
朱玲去了一趟厨房，回来时手里多了一个小信封，她递给我。
我接过来，捏了捏，信封里是一个小塑料袋，里面是一小块大麻。
我把它放进兜里。
然后，我开始一小口一小口地喝水。
朱玲看着我。
“朱玲。”
“啊。”
“本来我不想告诉你——”
“说吧。”
“是坏事。”
“没关系。”
“我和辛虹在一起，她是我从三里屯带回来的一个姑娘，有性病，昨天夜里，我喝多了，跟她睡觉，没带避孕套。”
“你干嘛不早说？”
“刚想起来的。”
“那快去医院吧。”
“我一会儿去。”
“现在就去！”
朱玲急了，她三步并做两步，冲到门前，把门拉开：“快走。”
我看了她一眼，站起来。
“那我走了。”
“滚蛋。”
我走了出去，门在后面被重重关上了。
我靠在门上，吓了一跳，我突然感到有点害怕。
7
朱玲是我在“硬石”认识的，那时候是九四年，我二十六岁，刚刚开始写剧本，剧本的活儿时有时没有，有剧本写，就有钱花，就高兴，就能跑到外面混，没剧本写，就没钱，就不高兴，同样也要跑到外面混，总之，无论发生什么情况，我和我的一班朋友天亮入睡，下午起床，聚在一起，往往一顿晚饭便吃到太阳落山，然后一起熬过漫漫长夜，直至天明。
8
在夜里，比起一个人孤零零地面对电脑，或者一本本不知所云的书籍，我更愿意与别人在一起，无论那是些什么人，无论他们是好是坏，那是在九五年。
不用说，我那时陷入难以言喻的苦闷之中。
但在白天，我宁可睡去，即使吃上一百片安眠药我也要在白天睡去，白天是那些浑浑噩噩的家伙的天下，在白天，他们穿上西装或便装，她们描上红唇或画深眉毛，他们刷好牙齿，把脸洗净，装出一副无所畏惧的样子冲出家门，他们压抑着卑劣的念头走上大街，他们做出一个个计划，他们实施一个个计划，他们生产、交换、消费，他们控制别人，他们摆脱别人的控制，他们积极向上，他们是这个破烂不堪的城市的发动机，他们让这个臭气熏天的城市在人海里航行而不至沉没，他们奋力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他们随着成功或失败，或沾沾自喜或垂头丧气，他们给自己理由，给自己借口，让自己存在，让自己有价值，他们在阳光下庸庸碌碌，一句话，他们在挣扎着，那一副副辛辛苦苦的尊容足以叫人肃然起敬。
他们是那些正常人。
而当路灯亮起，咖啡店开门迎客，酒吧的霓虹灯开始招摇闪烁之际，正常人便纷纷从他们的岗位上鱼贯而出，返回家园，他们拧亮电视，听听里面的胡言乱语，他们吃起晚饭，与家人一起谈论工作的艰辛，待遇的不公以及各种生活琐事，与此同时，北京这座城市猛地撕下面具，刹那间露出另一付面孔。
我喜欢北京的另一付面孔，我喜欢看电影院里情侣嘴里讲着甜言蜜语，手里却做着下流的动作，我喜欢看迪厅里怪异的着装和扭曲的形体，我也喜欢看酒吧里那些一言不发的孤独者苦捱时光，我还喜欢在饭馆里看人相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