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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教育方针有了新的提法,一九八三年邓小平提出来教育要三个面向,面前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显然痛感中国教育三十年走入了封闭一个死胡同。那么这样的一个教育提法也有所变化。比如有人提出教育不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改成了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有的人干脆就说为人民服务。这是一个变化。第二个变化,加强了对文化知识的技术的分量,比如说把教育生产劳动相结合扩展为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提出来要成为合格的劳动者和各类专门人才,这是非常技术化,工具化的提法,以前要被称作白专道路的,只专不红了。就是有了两大改进。但所有这些提法并没有 从本质上对教育有实质性的改变,只不过换了一些说法,宽松了一些。教育仍然被看做国家意识形态的一条战线,我们今天讲教育战线,我们好像在战壕里,前面是敌人,我们在讲台上面,前面是敌人,我们要对其斗争。在这方面,我们用军事化的方式把它变成官方独揽的教育。这一点并没动摇,必然是如此。只不过更加强调了知识的技术性和工具性,特别提出专门人才。那么这种技术工具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它就与经济效益,经济利益挂钩了。既然有这么强大的工具性,可以培养专门性人才,专门人才是可以带来效益的会创收的。所以教育出了衙门权力的特点以外,又带上了经济的特性。知识被看做一门赚钱的技术。知识分子被看做资本家。这两个特点结合起来导致大规模的教育腐败,使得教育管理部门形成了利益集团。在学校的管理方面,工具化是的大学成为机械化管理的重灾区,现在这种机械化的管理已经到了不可忍受的地步了,而且还在变本加厉。一切人文指标都按照一种量化的原则标准化治理。比如教育大跃进,扩招,扩招百分之几十甚至几百,这就是量上的大跃进。所以我们这几年的教育改革基本上就在干这些事情。就是使一切关系都理顺,什么是理顺呢,就是可以输入电脑操作,变成一种程序。教学行政管理是越来越健全了,规模是越来越大了,而教学本身却死气沉沉缺乏活力了。
我们回顾三十年的教育改革历程,我们可以发现,真正教育最有生气的时代,恰恰是教育体制最不健全的八十年代,那个时候甚至百废待兴。但是那个时候最有活力,也就是刘道玉的时代,最有活力的时代。而目前是空前健全而又空前死板的时代。
有的人把这种技术化量化归结为我们引进现代西方大学的分课题制。其实大谬不然,这完全是搞错了。西方大学固然有学术化专业化的分科体制,也分得很细。但是他们的分法和我们的分法不一样。没有哪个西方大学有我们这样完善的量化统计的标准。什么核心期刊和权威期刊,一般出版社和权威出版社,论文篇数和影响因子,什么省级项目和国家项目,一般项目和精品项目,重点项目和重大项目,什么省部级奖励和国家奖励,博士点硕士点,一级学科和重点学科,国家重点实验师,还有院士的人数,这些都是评价一个大学排名的指标。我不知道国际上大学排名的指标是否按照这个来排的,我觉得按照这个尺标中国大学绝对是世界一流大学,怎么会落到一百名之外,这很奇怪。但是它是国家投入教育经费的一个凭据。国家没有办法,它按什么投经费,它根据什么来给你,就靠这些东西。教育部门和各个领导都被纠缠在这个指标里头,根本没精力去做实际的有意义的工作。当然,这要归结为中国大学衙门化管理的体制。就一个科研教育的教师,他是根本不需要这些指标的,我做科研,我发一篇文章我就发一篇文章,我管他是一般期刊还是权威期刊的,我们只要发出去就行了。是行政部门制定的政策逼得他去争取这些繁琐的名目,否则他即评不上教授也没办法获得必要的科研经费。对文科来说好像问题不大,君子固穷。但是对工科的就非同小可了,你没有经费你怎么做实验,一个实验室好几千万呢,这是致命的。西方它再细再严也是科学本身发展的过程。但按照行政级别加以制定这是根本违背科技发展规律的。所以我们不能把我们的量化归结为西方的分科体制。
我们今天不断地呼吁要加强素质教育通识教育博雅教育,要扩展跨学科交叉学科的建立,这个没用。这种东西都可以变形为官僚来控制个门学科。量化指标膨胀对意识形态没有坏处,甚至是有力的一种东西。为什么要这样的膨胀量化指标呢,因为它没有思想,意识形态最怕碰见的就是和它相反的思想,这量化没有标准,所以意识形态可以容忍它,甚至于可以利用它。因为这些指标的管理都在官方的掌控之中,可以支配教师的教学活动,可以从学术内部迫使教师服从。你不服从就扣掉你的项目,让你申报不成。你要按照我的指导来,每一次评奖每一次申报项目我都有一个指导。要按照指导上面已经规定好的去做。你要与他要求的合拍。所以它是受权力控制的。官方它所认可喜欢的方面,它就向那方面倾斜。所以在理工科方面就是的它更加技术化和实用化。最近袁贵仁当教育部长,大家关心他的教育方针有什么不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