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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又认为，济贫院收容的人一般不能说是最有价值的社会成员，但他们消费的食物却会减少更为勤劳、更有价值的社会成员本应享有的食物份额，因而同样也会迫使更多的人依赖救济为生。如果让济贫院中的穷人比现在生活得好，则货币分配的这种变化将使食物价格上涨，将更为明显地使济贫院外的穷人的生活境况恶化。他还说，下层阶级的贫乏是根深蒂固的弊害，非人类智力所能疗治。他说应该形成一种风气，把没有自立能力而陷于贫困看作是一种耻辱。如果某些人根本没有可能自立，根本不可能养家糊口，只因可以指望得到教区施舍，便结婚成家，那这些人就是受了不正当的诱『惑』，不仅会给自己和家人带来不幸，生活不能自立，而且还会不知不觉地损害同阶级的所有其他成员。一个不能养家糊口而结婚的劳动者，在某些方面可说是他所有劳动伙伴的敌人。
马尔萨斯提出了废除济贫法后的缓和社会矛盾的办法，一是废除教区法，给予英国农民行动自由，使他们可选择工作的机会较多、劳动价格降低；二是开发新的耕地，增加农业的产品，降低工资；三是设立济贫院，收容贫民。济贫院提供的饮食应该粗劣，其所收容的穷人凡能工作者都强迫工作。1834年英国实行新的济贫法，实际上是采纳了马尔萨斯的主张。新济贫法取消了货币和实物救济，规定贫民只能在设立的习艺所才能得到“赈救”。一切金钱或实物的救济都取消了，只承认一种方式——把穷人收容到已经在各处迅速建立起来的习艺所里去。这种习艺所被称为穷人的“巴士底狱”。那里的规则，足以吓退每一个还有一点希望可以不靠这种社会慈善事业过活的人。为了使穷人只是在万不得已的时候才去请求救助，马尔萨斯的信徒们挖空心思地把习艺所变成一处令人望而生畏的地方。在习艺所里的贫民担负着繁重的劳动，过着非人的生活。恩格斯当时指出：甚至监狱里一般的伙食也比这里好，因此，住习艺所的人为了能够进监狱，就常常故意犯一点罪。马尔萨斯认为济贫法还会使工资普遍降低和很多工人失业。按照马尔萨斯的看法，维持劳动的基金实际是不变的，工资高低决定于工资基金的多寡，救贫法会助长人口增加，同时使在乡村靠津贴抚养起来的人口自然并且必然地流行到城市去。劳动的供给超过对它的需求，就会导致降工资。劳动供大于求，要获得充分就业也是绝对不可能的。
此外马尔萨斯还从多方面论证救贫法有百害而无一利。他的主导思想是穷人没有被救济的权利，贫民是他自身贫困的原因，救济手段在他们自己手上，而不在别人那里，政治和社会对此无能为力的。实行救贫法，只会制造更多贫民，使物价上涨，工资下降，社会各阶级生活普遍下降，人口增加。由于不具备有效需求，所以也不能刺激生产发展，反而会阻碍生产的发展。因此马尔萨斯坚决主张废除济贫法。
土地贵族的孝子贤孙
19世纪20年代，萨伊、李嘉图、詹姆斯·穆勒等人否认普遍的生产过剩危机的可能『性』。理由是商品与商品相交换，无异于商品以商品来购买，买和卖是均衡的，供给和需求也是平衡的，所以不可能发生经济危机。马尔萨斯驳斥了这种错误理论，认为商品同商品交换的理论是错误的。他说：“事实上，商品决不都是和商品交换，很多商品是直接和生产『性』劳动或私人服务相交换的。显然，这很多的商品，和他们所要交换的劳动比较起来，它们的价值可能因过剩而下跌，正像任何一种商品的价值，与劳动或货币比较起来，会因供给过剩而下跌一样。”马尔萨斯正确地认为把商品交换简化为物物交换，毫无根据地把货币抽象掉是没有道理的，譬如说：“当一啤酒花种植者运1万袋啤酒花到威希尔市场上去时，他决不会想到帽与鞋的供应情况，正像他不会想到太阳上的黑子一样。那么他想到的究竟是什么呢？他想用啤酒花换什么呢？穆勒先生的意见似乎是：如果说他所需要的是货币，那就说明说话的人对政治经济学一窍不通。然而我个人宁可让人说成一窍不通，也仍然毫不犹豫地明确指出，他所需要的的确是货币；并且还要说，在目前的社会状况下，他送上市场进行交换的大宗商品必须换取货币，否则他就不能进行他的啤酒花种植。”因此他认为在消费和生产、需求和供给之间必然存在着矛盾，正是这种矛盾将导致生产过剩危机的发生。
马尔萨斯从西斯蒙第那里抄来了“消费不足”的危机的观点，反对李嘉图、萨伊等人否认危机的看法，但他承认危机的目的却与西斯蒙第完全不同。西斯蒙第是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者和小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他在181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新原理》一书中，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的目的是追求利润，各生产者之间完全受自由竞争的支配，
使用机器进行生产，企业不断集中，这一切都造成了生产的无限扩大。但是另一方面，由于资本主义不合理的分配制度，又使得财富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生产劳动者却收入不足，日益贫困。这样就破坏了生产和消费之间的比例，缩小了国内市场，使产品实现遇到了严重的障碍，因而必然会爆发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但马尔萨斯作为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的辩护人，掩饰和抹杀资本主义的矛盾是他的天职。他提及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的矛盾、需求和供给的矛盾，但并不批判它。其目的在于证明土地贵族、国王、神甫，以及形形『色』『色』的寄生阶级对资本主义生产的极端重要『性』。他断言，正是他们只买不卖，只需求而不供给，才使商品、利润得以实现。这样一来马尔萨斯就可以大摇大摆地吹捧土地贵族，论证土地贵族和地租的极端重要『性』。他说：“因此，必须有一个相当大的阶级，他们愿意也能够消费掉比他们所生产的数量更多的物质财富，否则商人阶级就不能继续有利地生产多于他们所消费的数量。在这个阶级中，地主无疑地居于显著的地位；但是，假如地主没有他们所养活的大批从事私人服务的人手的帮助，单靠他们自己的消费就不足以保持和增加产品的价值，并且不能使产品数量的增加足以抵消其价格的下降而有余。”如何解决有效需求的问题，也就是消除生产过剩的危机问题。
马尔萨斯认为要促进生产的持续发展，保证财富的不断增长，就必须经常保持足够的有效需求。在马尔萨斯看来，单纯的社会生产力，是不能刺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的。他认为就财富的生产来说，“最有利的三种重大因素是：资本的积累、土地的肥力和节约劳动的新发明”。但这三大因素能够便利生产，增加供给，然而却不能对需求提供刺激，它们与需求无关。增大的供给没有与之相适应的需求增加，就会出现供给超过需求而引起产品价格下降，使资本家不能完全实现自己的利润，这样生产就不能持续地按比例发展，并往往会造成产品过剩，发生生产过剩危机，阻碍财富的增长。因此，必须提高对产品的有效需求。马尔萨斯指出：“对于决定于分配的产品价值的增加，最有利的因素是：（1）地产的分割；（2）国内和国外贸易；（3）使社会中占适当比例的一部分人从事于私人服务，或者可能以其他方式提出对物质产品的需求，而不直接参与产品的供给。”在这里的第一条措施是土地财产的分割，就是要巩固资本主义的土地私有制。在马尔萨斯看来，土地如果像封建时代那样集中，或者像法国那样分割成小农经济，都是于有效需求的增加十分不利的，因此，英国的资本主义土地私有制应当很好地巩固下来。可见它是直接保护土地贵族的利益的。第二条意思是说发展国内外商业可以增加社会对商品的有效需求。土地贵族可以因此享用各种各样的奢侈品。在以上三个能增大有效需求的原因中，他特别重视的是第三个原因，其目的在于说明在财富增长过程中，只从事消费而不生产的阶级的存在和发展起着不可缺少的作用。而且在马尔萨斯看来，应当尽量的扩大他们的这种个人消费，不然经济危机就要爆发，资本家就要遭到损失，甚至破产。
马尔萨斯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之所以会出现供给超过有效需求而发生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主要原因就是资本积累。因为在他看来，资本积累会使那些本来从事私人服务方面的非生产劳动者变成生产工人，造成市场上的商品大量增加。但是生产工人的增加并不会引起他们的需求或消费的增加，其原因是这些增加的工人不外是从原来从事私人服务的部门转移过来的。这种转移不会增加他们的总数。因此对社会来说，总劳动维持基金是不会变化的。然而就资本家和地主来说，由于积累，削减了个人消费，因此他们的有效需求显然是下降的。这种下降使得增加工人生产出来的大量产品找不到买主，导致普遍『性』的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必然发生。他说：“由于资本积累，本来从事私人服务的人转变为生产『性』劳动者，于是，市场上各种商品的数量显然会异常地增加，可是两类劳动者的意愿和能力根据假定是下降的，这样与劳动比较的商品价值就必然会降低，以致大大地降低利润，因而暂时抑制进一步的生产。这正是过剩这个名词的含义，在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