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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状况在社会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没有一定数量人口的存在也就谈不上物质资料的生产。但是人口的数量只构成社会历史发展的前提或必要条件，而不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因为人口状况本身不能说明：为什么在一定历史阶段只能是这一种社会生产方式而不是别的社会生产方式，为什么人口状况不同的地区可以有相同的社会制度，而人口状况相似的地区却存在着完全不同的社会制度。如中国和印度人口状况相似，社会制度却迥然各异。因此，人口密度不能说明一个国家的社会『性』质，人口多的国家不一定是社会制度先进的国家，而人口少的国家不一定是社会制度落后的国家。人口密度的高低和人口数量的增减不能成为社会革命的原因，也不能说明社会制度的更替。人口数量和人口密度只是社会内部分工的一个重要的物质前提。社会发展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只能是人们为了维持自己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谋取方式，即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物质资料生产方式是人口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人口本身也是由社会生产方式决定的，不同生产方式下具有不同的特殊的人口规律。离开了生产方式、离开了生产方式所决定的阶级，人口只不过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因为在阶级社会里，人口是由不同阶级构成的，阶级地位不同，人们的经济状况、生活习惯、道德观念、政治思想以及人口增殖状况也就迥然不同，因而也就形成不同的人口规律，如奴隶社会的人口规律、封建社会的人口规律、资本主义社会的人口规律和社会主义社会的人口规律。抛开特定的生产方式，也就说不上什么人口规律。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却把人等同于一般的生物，从纯生物学的角度来考察人口规律，而完全撇开人的社会『性』，这是根本错误的离开特定的社会经济制度，抽象地谈论生活资料的增长和人的情欲，是毫无意义的。
其次，马尔萨斯的“两个级数”和“三个命题”，也同样犯了把人口现象看作自然现象而抹杀社会生产方式的制约作用的错误。人口按几何级数率增长所假设的“无所妨碍”的前提是根本不能成立的。马尔萨斯自己也很清楚，在现实生活中根本不存在“无所妨碍”的人口增长，并且承认它要受穷困生活所带来的困难的限制。马尔萨斯在虚构的前提上论证“两个级数”，无非企图用以证明：人口过剩以及由此造成的失业和贫困是“人口法则”的必然结果，是任何社会所无法避免的。
第三，马尔萨斯仅仅把人口和生活资料作数字对比，抹杀了这种关系的社会『性』和历史『性』，也是十分错误的。马尔萨斯所提出的人口要与生活资料保持平衡、保持正常比例的命题，很有欺骗『性』，似乎这种比例关系是适用于一切社会的；而且，人口过剩似乎就是由于人口和生活资料失去平衡，破坏了正常比例而产生的，因此是绝对的人口过剩。事实上，人口和生活资料的关系，取决于人口和生产条件的内在联系，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受不同的人口规律和经济规律支配。在资本主义社会，过剩人口只是一种相对于生活资料的生产条件而言的过剩人口。在资本主义剩余价值规律的支配下，工人的必要劳动能否实现，能否获得必要的生活资料，是以能否为资本家提供剩余劳动为前提的。就资本家来说，由于经常存在着过剩人口，在扩大生产时，资本家可以随时在市场上找到所需要的劳动力，而且还可以以此不断降在业工人的工资、延长劳动时间和提高劳动强度，强化对他们的剥削。同时过剩人口的存在，使资本家压制工人对资本剥削的反抗有恃无恐，因为他们可以雇佣失业工人来代替敢于向他们进行斗争的工人。显然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任何一个资本家，在任何时候，也不会去消灭失业人口，因为这种失业人口——正是他们用来加强对工人剥削和压制的有力武器和手段。因此这个过剩人口不是同生活资料相比成为绝对多余的人口，而是同资本积累相比变为相对过剩。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一个人口规律，失业和贫困完全是资本主义制度特有的产物，而不是什么人口增长太快的缘故。人口过剩和生产过剩、财富过剩、资本过剩同时存在的。马尔萨斯为了掩盖资本主义社会失业和贫困的根源，杜撰了一个所谓的“自然人口规律”，把人口过剩以及失业和贫困都归因于工人人口的增长超过了生活资料的增长，借此抹杀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企图消除工人阶级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反抗，充分表明了马尔萨斯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反动立场。这也是马尔萨斯人口原理的反科学『性』的一个突出表现。
马尔萨斯对于人口过剩、生产过剩、财富过剩、资本过剩并存的事实的解释在理论上也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他断言工人人口绝对剩，把从事生产的工人说成是多余的；另一方面又直接为那些不劳动的贵族、地主和各种寄生虫辩护，把这些人说成是必要的，是实现利润所必不可少的。他一方面从为剥削辩护的需要出发，把贫困归因于工人人口的增长，而主张减少人口；但另一方面又从资本积累的需要出发，而称工人阶级要是不增加人口，对国家是有害的。马尔萨斯为了达到辩护的目的，他不惜伪造自己的结论去适应剥削阶级的需要，在科学上是极其卑鄙的，也毫无科学所要求的严肃的态度。
第四，马尔萨斯所主张的恢复人口和生活资料之间的平衡的办法，是减少人口而不是发展生活资料的生产。他完全抛开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完全忽视了科学技术在生活资料生产中的作用，以假定生产力和技术水平不变为前提的“土地收益递减规律”为依据。事实上，土壤肥力是一个伴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而不断向上变动的量。从长远的观点看，从人类开始耕种土地以来，土地的肥力不但没有递减，而且伴随着精耕细作和各种科学技术的运用不断提高了。在大量事实可以证明，在人类劳动和科学技术不断进步的情况下，坏地能变为好地，不能耕作的土地能变为沃土良田，土地收获量能够不断提高。
所谓“土地收益递减规律”还抹杀了不同的社会生产方式对农业生产的决定『性』影响，忽视了变革生产方式对提高土地质量、利用土地资源的巨大影响。一个社会农业生产的停滞，最终根源还在于社会制度本身。应该说，在农业中并不存在什么土地肥力递减律的问题，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里，的确存在着土地肥力衰退的现象。这种现象不是土地肥力自然变化造成的，而是土地私有制和农业资本主义经营的必然结果。农业资本家在进行农业生产之前必须购买土地或以巨额地租向土地所有者租赁土地，才能取得经营农业生产的权利，这是农业生产的首要条件。但是，这样就使得大量的资金不能用于农业生产，而且因土地私有制的存在，阻碍了农业企业规模的发展。特别是租期届满，必须交还土地时，农业资本家不愿意在兴修水利、改良土壤、植树造林、保护土壤肥力等方面再投资；同时资本家为了追求高额利润，不仅剥削农业工人和农民，而且加紧斥夺土地的生产力。这就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土地私有制的存在加剧了这种掠夺，不断破坏土地丰度，造成了土地肥力减退。因此，在私有制条件下，食物增长缓慢的原因，不是由于耕地有限或土地肥力递减妨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而是由于资本主义制度使广大土地不能充分利用和土地肥力得不到应有改善而阻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广大劳动人民之所以贫困，其真实原因也不在于土地能力递减律和耕地面积有限，而在于劳动人民丧失了生产资料，受尽了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甚至失业、贫困，加入产业后备军，生活日益困难，越来越难于取得生活资料的结果。资本主义制度是失业、饥饿、贫困、罪恶之源，这是任凭马尔萨斯怎样为其辩护也无法掩盖的事实。
马尔萨斯有意地或者是无知地撇开本质的东西，泛泛地谈论现象的东西，并把抽象的东西作为理论的前提，最起码他的理论是缺乏根基的。马尔萨斯就是玩弄抽象的把戏来达到糊弄人、欺骗人的目的。他就《人口原理》出版的目的说道：“本书的主要目的在于探讨与人的本质本身密切联系的一个大的原因的结果——我这里所说的原因，就是一切生物的增殖有不断超过对它提供的营养的倾向。”也即探讨超过生活资料而不断增长且占更优势的人口的倾向所造成的结果，即失业、贫困和罪恶。既然人口的增殖是失业和贫困的根本原因，那么消除失业和贫困就只有想办法消除人口，制约人口的增长，其用意昭彰。
马尔萨斯由于抛开了一定的社会制度，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来谈人口和生活资料的关系，因此处处违反科学、违反事实。这是他站在剥削阶级反动立场、支持为剥削制度辩护的必然结果。他的人口理论的反动『性』和反科学『性』是完全一致的。
世界历史名人丛书：马尔萨斯 第四章庸俗的政治经济学家
庸俗的价值理论
为什么说马尔萨斯是个庸俗的政治经济学家呢？我们先来看看马尔萨斯价值学说。
马尔萨斯的价值理论是从反对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出发的。李嘉图继承了亚当·斯密价值学说中的科学因素，坚持生产商品时消耗的劳动创造价值的观点，推动了价值理论的发展，提出了在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中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的价值理论。但在他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