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是“信崇蒋先生之伟大精诚”，要“恢复及崇高领袖之尊严”。9 p476 这是张氏申辩的基调。张学良怎么会拿出九一八事变时蒋介石命令他不抵抗的电报（假如有的话），来证明自己是抗日呢？ 而且，这次军法会审庭审判长李烈钧和审判官鹿钟麟二人，在回忆这次对张学良的审判经过的文章中，对蒋介石均有不满之辞，甚至指斥过：那次审判“简直是演戏”，蒋介石对张学良，“幕前看到的都像是大仁大义，宽大为怀，可是幕后所干的却尽是阴险毒辣，穷凶极恶”。“组织高等军法会审的一幕，看来好象尊重法律，煞有介事，揭穿来讲，无非是蒋介石玩弄的一套把戏。”而对张学良在受审时表现，他们二人的回忆文章中颇有赞誉，如说：“张汉卿态度光明磊落，对话直率，无所畏惧。”张“神色自若，直言不讳，侃侃而谈”，“不愧为张作霖之子”。他们甚至在回忆录里，将张氏在申辩中以民初李烈钧在湖口反袁与西安事变中逼蒋相比拟，面质李烈钧本人这段情节都写出来了。19 20如果在审判过程中，果真有张学良将九一八事变时蒋介石命令他不抵抗的电报拿出来宣读，李、鹿二氏绝不会不将这一段颇有戏剧性，而且是揭露蒋介石的情节写入他们的回忆录中的。因此，将这些资料对照一下，我们可以判定，所谓回忆张学良在南京受军法审判的过程中，掏出九一八事变时蒋介石命令他不抵抗的电报宣读的那个资料，诚不足信。 与郭维城回忆相近，还有荆有岩的回忆：事变发生后，荣臻（东北边防军参谋长）打电话报告北平副司令行营。行营当即请示南京，得蒋介石指示：不能打，并已经由王正廷（外交部长）报告国联。南京接电话者为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熊斌，电话由南京转牯岭。蒋一再指示不要抵抗。21 荆的说法，似乎弥补了郭维城说法的一个漏洞，讲清楚了蒋介石“九一八”之夜不在南京。南京接电话的是军事委员会的熊斌，由熊斌向蒋介石请示后，再向北平转达蒋的指示。可是，荆氏回忆录越说得这样具体，漏洞也越多。第一，9月18日夜里，蒋氏是否在牯岭，就成问题。蒋氏9月18日乘军舰从南京出发，当天夜里能否就赶到庐山？第二，据可靠记载：“蒋介石于19日乘舰至湖口，换船，经鄱阳湖，至南昌。”7 p126蒋氏18日根本就没有从军舰上下来，根本不会上庐山。第三，国民政府最早也要等到19日才得知沈阳事变的信息，然后才可能由外交部长王正廷指示中国驻国联代表，向国联报告日本军队在东北向中国进攻。怎么可能在18日夜里就会说出已经由王正廷报告国联呢？这显然是事后了解到王正廷指示报告国联等情节，硬将它安到回忆“九一八”之夜的情况中去的。所以，这些回忆均与历史事实不合，不足凭信。 有不少回忆录的作者并非某一事件的当事人，但也对某一事件说得有声有色。对于这些情况，引用时更要留心。有关不抵抗主义的责任问题，冯玉祥也有一段说法：“日本人占了东北，蒋介石也没有什么办法。果然在‘九？一八’这天先把辽宁的北大营占了，接着又把辽宁省城占了。张学良的参谋长由辽宁打电话报告张学良，问张怎么办。张正在戏园子看戏，才打完了吗啡针，张回答他的参谋长说：‘日本人要占什么地方，随日本人占，我们是不抵抗主义。’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张请示过蒋介石，蒋对张学良说：‘无论日本人占什么地方，都随日本人占，我们是不抵抗主义。’蒋说：‘这话是我说的，但你不许对别人说。’当时的全国舆论，因为张学良说的不抵抗主义，大家都攻击张学良，但张学良有苦说不出来。”冯玉祥这段说法，出自其《我所认识的蒋介石》一书。“这本书，是冯玉祥将军和蒋介石在政治上分手之后，在美国口述，并由其夫人李德全笔录而成的。”22冯氏所述蒋介石对张学良的话，是张学良亲自对他说的，还是他从别人那里听到的，不得而知。其可靠性也很难证实。冯氏与蒋介石的关系，前后反复，至抗日战争胜利后到美国时，他已与蒋彻底翻脸。冯氏对蒋的言行所作论述似难凭信。从前述“不抵抗主义”一语的源起看，系出自臧式毅和荣臻致张学良电，而非首先出自蒋介石或张学良。冯氏所云，显然不确，因此也很难以其为据。 一篇叙述杜重远事迹的文章说：“‘九一八’事变之夜，他（指杜重远）和一位老前辈孙季贤先生正住在天津交通旅馆。据孙老先生回忆说，当时天津电话局会计主任李桂五邀他二人旁听（北）平沉（阳）间电话，张学良正传达蒋介石的反动命令：‘有抵抗者、开枪者，枪毙，这是蒋委员长的命令。’”23天津电话局会计主任竟然邀请客人偷听全国陆海空军副司令张学良显然是军事机密的电话，这一情节着实惊人，也真不可思议。张学良与沈阳东北边防公署间的机密电话能让电话局偷听吗？偷听电话时，是一人听再转告其它二人呢，还是放大电话的音量三个人同时听呢？他们是“九一八”那天夜里一直在偷听北平与沈阳间的长途电话，偶然听到张学良下令的电话吗？否则，当时他们怎么知道张学良要向东北军部下通电话下命令呢？命令中“有抵抗者、开枪者，枪毙”，话说得这样斩钉截铁，这样严厉，对不执行不抵抗命令的将士竟这样惩处。蒋介石能对东北军下这样的命令吗？编得都有点荒唐。
作品相关 蒋介石向张学良下过不抵抗命令吗？（三）
三 澄清之三：“力避冲突”与“不抵抗”方针相同吗？ 九一八事变前， 日本有意制造、利用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煽起反华浪潮，为发动武力侵占东北作准备。 中国政府对日方的挑衅采取了“力避冲突”的方针。蒋介石与张学良对此具有共识。蒋氏“力避冲突”指示，张学良加以贯彻执行。这一“力避冲突”方针，对张学良事变发生后实行“不抵抗”方针或许不无影响，特别是在事变刚开始爆发，还未能判别关东军制造柳条湖炸轨和进攻北大营，与此前屡起衅端的不同，尚误以为是寻常故起衅端之时。但事变发生前预防日军藉挑起事端发动武装进攻的“力避冲突”方针，与事变发生后，应对日军的武装进攻和占领而实行的“不抵抗”方针，这二者是有区别的。 但一些著述偏将这两者混为一谈。例如，应德田的回忆说：“事变后一二天，面临国家危亡的紧急关头，当张学良将军正在考虑如何采取对策的时候，接到了蒋介石命令他不准抵抗的紧急密电：‘沈阳日军行动，可作为地方事件，望力避冲突，以免事态扩大。一切对日交涉，听候中央处理可也。蒋中正。’（这封电报的内容，是后来在西安时张学良将军亲口对我说的。一次，我与他谈到联共抗日问题，他说，关于抗日问题，‘不抵抗’的罪名无论如何加不到他的头上，并向我口述了这封电报的原文。）”24 应氏早年由张学良保送公费留学美国，九一八事变后才回到国内。1934年后在东北军总部任职（上校，参谋，秘书室负责人），是张学良手下的少壮派核心人物，参与发动西安事变的机密。他回忆张学良转述蒋介石致张学良电报的内容，是否准确，不得而知。但从时间看，应氏所称蒋致张学良电报命令不准抵抗，是在“事变后一二日”。可见，不是事变发生当时，蒋介石命令东北军不抵抗的。事变后一二日，当为9月19日或20日，当时蒋氏刚刚得知事变发生的信息，尚未回到南京。蒋9月21日回到南京前曾致电张学良，让他到南京共商处理事变对策（后张未赴宁，而是派万福麟、鲍文樾到南京听候蒋的指示的），在这一过程中，蒋是否会对张发密电指示方针，亦很可疑。而从内容看，应氏所述电报指示，仍与事变发生前所说相同，即“力避冲突”，这也不符合事理，因为这时已不是“避免冲突”，而是如何应付日军的武装进攻和占领了。不知是否张学良自己将“力避冲突”与“不抵抗”混为一谈，或是应德田将张学良所述事变前蒋的指示误植到事变发生后了。总之，“不抵抗”与“力避冲突”性质不同，应德田的回忆即使确有其事，也不能证明事变发生时张学良实行的“不抵抗主义”方针，是出自蒋介石。 再者，应德田回忆有关九一八事变后一二天蒋介石命令不准抵抗的电报事，是在西安事变前夕张学良亲口对他说的。西安事变发生前，在是否停止剿共军事问题上张学良对蒋介石有一股怨气，在述及致使他和东北军痛失家园的九一八事变时，他是否也带有情绪，此点似乎不能排除。如果张学良确实讲到过，“‘不抵抗’的罪名无论如何加不到他的头上”，也未免是推卸责任了。且不管蒋介石的责任如何，对于九一八事变时东北军对日本关东军的进攻不加抵抗，丢失大片国土，张学良本人无论怎样都难辞其咎。连认为蒋介石应负不抵抗责任的东北军高级将领何柱国也是承认这一点的。何柱国说：“东北军的不抵抗，蒋介石固然要负主使之责，而东北军自己也并不是没有责任的。”25 有关事变发生前，蒋介石曾下令张学良，对日本军队可能性发生的进攻，施行不抵抗政策，这方面的回忆录，最重要的，是当年陆海空军副司令行营秘书处主任洪钫和东北军旅长何柱国二人的回忆。洪钫回忆：1931年8月16日蒋介石曾致张学良一电（称“铣电”），谓：“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与民族于不顾。”张学良曾将此电转知东北各军事长官一体遵守。26何柱国回忆：9月12日，蒋介石曾由汉口乘专车来石家庄，张学良自北平乘专车前去，二人在专车上晤谈。当时何驻防石家庄，担任其二人会晤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