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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2000—2002年“《大史记》三部曲”的孕育和铺垫，在2003—2004年，网络上陆续出现了《网络惊魂》、《007复仇记》等“恶搞”作品。其中《网络惊魂》和《007复仇记》这两部作品反映的是中国电信业两家企业的服务状况，颇具讽刺意味，带有明显的调侃和攻击色彩，将“恶搞”直接带入了商业竞争领域。
到2005年，随着胡戈“馒头血案”的问世，“恶搞”从小众推到了大众，“恶搞”之风劲刮猛吹。在接下来的2006年和2007年，出现了《春运帝国》、《新龙门票贩》、《后舍男生》、《正经秀》、《真人漫画》等一系列“恶搞”作品。从方言配音到电影剪辑，从“恶搞”影视作品中的人物到明星艺人，“恶搞”之风盛行至极。
在此期间，“恶搞”之风俨然已从一部分网友“没事偷着乐”的个体行为，变成了大众的集体娱乐，并渗透到了普通人的生活中。不仅网络上出现了“恶搞”狂潮，电影、电视上也出现“恶搞”之风。2006年底上映的《大电影之数百亿》，据说投资了1000多万，以幽默颠覆性的手段“恶搞”20部大片，堪称是中国“恶搞”史上的“最大手笔”。在2007年某卫视的春节晚会上，小品《菊花台上的夜宴》把《满城尽带黄金甲》、《夜宴》和《三峡好人》三部影片融合在一起，对其进行颠覆演绎。就连中央电视台的名牌电视栏目《电影传奇》，也有人认为这是一种超级颠覆性“恶搞”。一部电视系列剧《武林外传》则被人们誉为是最普及、最流行的电视剧“恶搞”作品。
2005年以后的“恶搞”作品最大特征就是“强烈关注社会现实”。如《春运帝国》和《新龙门票贩》这两部作品，都以调侃的语气将春运困难、黄牛党猖獗等现象解析得淋漓尽致。不少“恶搞”作品则将表现的内容对准大家都关心的社会问题上，关怀起民生疾苦来，颇具强烈的现实责任感。
第二部分 第86节：寻乐（12）
对于那些“强烈关注社会现实”的“恶搞”作品，很多网友都纷纷感叹：“以前电视上、报纸上都是用非常严肃的面孔来报道这类问题，说得多了大家反倒不以为然，这样看似‘恶搞’的方式给人的印象深刻，比起刻板的说教更有教育意义，更能让人接受。”
各种版本的“恶搞”作品受欢迎程度大大超出人们的想象。“恶搞”已经从普通意义上的搞笑，转变成为担负起具备文化意义的批评武器，将传统的一本正经的文艺批评拉下殿堂，成为一种颠覆性的批评形式。有分析说：“恶搞文化”是在新时期下平民大众创造的一种批评原则、审美趣味和娱乐精神——是人民冷嘲热讽的解构姿态，是人民喜闻乐见的文艺批评，是人民平凡有趣的精神追求。
追根溯源，“恶搞文化”其实并不是中国的专利，它也应该算是一种“舶来品”。“恶搞文化”起源于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游戏界，起先是教游戏玩家如何把“烂游戏认真玩”，即有“认真面对烂东西”的意味。20世纪90年代末，这种游戏玩法传入中国台湾，成为台湾网络上一种重新解构流行文化的工具，这种新文化工具经由网络传到香港，继而传到中国内地。
有人给“恶搞文化”作出了这样的定义：对严肃主题加以解构，从而建构出喜剧或讽刺效果的娱乐文化，常见形式就是将一些既成的话题、节目等改编后再次发布。
如果按照这种定义来界定的话，世界上出现最早、发展最成熟的“恶搞文化”可能还数美国。从1991年开始，美国的科学幽默杂志每年都要举行一次“搞笑诺贝尔奖”，它模仿诺贝尔奖，颁奖给那些无法重做亦不应被重现的科学研究。如在2005年的“搞笑诺贝尔奖”中，美国人米勒获得医学奖，他发明的公狗用硅胶蛋可以帮助被阉公狗重拾自信。在美国，类似的奖项还有金草莓奖，它模仿奥斯卡金像奖，为垃圾电影有出头的一天而设置奖项。
在国外，多数“恶搞”作品更喜欢拿政治人物“开涮”，在“恶搞”中加入政治讽刺，以表达自己对国家和社会的关注或者宣泄不满情绪。
“恶搞”这一娱乐文化形式在中国发展壮大后，也成为人们宣泄情绪的一种渠道。而在“恶搞文化”中，也有不少非理性的宣泄，部分作品丧失了应有的道德荣辱标准，由此招来种种指责和非议。当“恶搞”越过了人类公认的道德、伦理界限后，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恶”，那也就会失去“恶搞”本来的原意。
由于人们的审美疲劳以及“恶搞”作品质量的下降，加之国家广电总局等有关部门加强管理，进入2008年后，同“选秀”热潮一样，“恶搞”之风也渐次衰落。而在此后，一种仿造性、快速化、平民化的网络“山寨文化”又开始蔓延、流行起来。
草根娱乐文化的兴起
“选秀”也罢，“恶搞”也罢，在21世纪前十年的这两大全民娱乐风潮中，深层次的诠释都为其贴上了“草根”的标签，“草根文化”、“草根娱乐”成了它们的代名词。在2005年前后，“草根”一词也成为中国社会的流行词。
“草根”直译自英文的“grassroots”，始于19世纪的美国，当时美国正流行淘金狂潮，盛传在山脉土壤表层草根生长茂盛的地方，下面就蕴藏着黄金，引得人们纷纷寻找。后来“草根”一词引入社会学领域，“草根”被赋予“基层民众”的内涵。顾名思义，“草根娱乐文化”也就成了平民娱乐文化的代名词。
“草根娱乐文化”的亮相成为21世纪前十年间中国社会的重要文化思潮。在电视选秀和网络恶搞热潮风起云涌之时，一些真正富有知识性、趣味性的“草根文化”节目也在迅速走红。央视《百家讲坛》栏目用“平民史学风格”捧红了易中天、于丹等一个个“学术明星”。这些“学术明星”面向“草根阶层”受众，采取观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对《三国演义》、《论语》、《红楼梦》、明史、清史等经典著作和历史人文进行“时尚”、“通俗”、“娱乐”式的解构、颠覆，在观众中间引起热烈反响。这些被冠以“学术超男超女”的“明星学者”们，在学院与民间、精英与大众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把具有真正文化意义的“草根娱乐文化”推向了大众。
第二部分 第87节：寻乐（13）
除了选秀、恶搞、讲古等“草根娱乐”外，在21世纪前十年间，一批诸如《金婚》、《士兵突击》、《闯关东》、《家有儿女》等反映“草根”人物生活和命运的电视剧也火爆荧屏，获得不错的收视率。
“草根娱乐文化”无处不在，它不仅表现在电视、网络媒体，也广泛存在于剧场、茶楼、KTV包房、餐馆等各种场所。
在2006年前后，和胡戈“馒头血案”一样火爆京城的，还有郭德纲的相声。在哀叹相声衰落的话题不绝于耳的当时，被誉为“草根名角儿”、“民间相声”的郭德纲和他组建的“德云社”，一夜之间声名鹊起，一票难求。在北京“德云社”，郭德纲不瘦的身材裹着长衫，带着满身满脸的“包袱”在观众“吁”声中微笑着出场，有时因为观众太“吁”，他一次出场得七次返场。看过郭德纲表演的人都觉得，他的相声并没有太多针砭时弊的大主题，但是那些抖包袱的地方，就是能把你逗笑。
“北有郭德纲，南有周立波”。这个“周立波”不是中学语文课本里《暴风骤雨》的作者周立波，他是被称为“当代著名海派清口表演艺术家”的周立波。2008年前后，一个叫周立波的笑星迅速蹿红上海滩，他用幽默、滑稽、搞笑的“海派清口”评点时事，娱乐观众。在周立波的表演题材中，始终离不开现实和时事，从改革开放30年到大上海的百年变迁，还有瞬息万变的金融经济都成为他信手拈来的笑料。周立波利用现实题材制造强烈的娱乐效果，让人在笑声中回味生活，据说他能让观众“在两小时内爆笑680次”，“一个人引起了一座城市的骚动”，一度出现了“满城争说周立波”的“文化奇观”。
除了郭德纲和周立波外，在21世纪前十年间，还出现了诸多带有明显地域色彩的“草根娱乐明星”。比如东北的小沈阳，那个在“刘老根大舞台”上，每当幕布拉开，他就“PiaPia”出场的“阳仔”，身为东北男人，他却花衣红裙，从声音到姿态都“非常不爷们”，而这却丝毫不影响台下观众的掌声；比如成都的李伯清，他把传统评书发展成自编段子，用成都市井土语说身边小事，创造了一套“散打评书”，听众喜欢听什么他就讲什么，自己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从WTO、“非典”疫情，一直到假烟假酒注水猪肉，都成了李伯清评书中无边无际的“散打”内容
那些剧场、茶馆里的草根娱乐明星成了观众取乐的“活宝”；而在各地的歌舞厅，也是“草根娱乐文化”的盛行之处。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走进歌厅，你就可以欣赏到幽默的主持、诙谐的演唱、惊险的杂技、神奇的魔术不论你白天表情怎么严肃或趾高气扬，但到了这里，“笑”成为唯一的选择和宣泄。在这里，你不仅是客人，更是主人——台上表演不够精彩，你可随时发出倒彩声；兴趣高昂之时，你可歇斯底里地放声应和；再不够刺激，可直接登台，拿起话筒，让草根娱乐恣意放射。湖南卫视的一位工作人员曾说：“长沙的歌厅是湖南电视的源头活水，没有它就没有今天的湖南电视。”
在河北省，一位叫李建民的普通农民也参与到“草根娱乐文化”的大潮中来。这位农民凭着自己不服输的劲头，硬是在不惑之年与全家一起拍摄了一部电影《真爱一生》。
似乎从来没有哪一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