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派与维新派
孙逸仙。孙博士来自现代中国的边缘地区，是革命领袖中最西化的人物，学过西医，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到过国外许多地方。他的一生标志着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这种情绪在对外接触的前沿阵地，在通商口岸的商人中间，在海外华侨和留学生中间，感受特别强烈。因为在那里，中国人最清楚地意识地外国的力量和成就。他在这种不受旧社会束缚的真空地带进行活动，决心献身于民族主义事业，随时准备做任何有助于这一事业的工作，是个适应环境的需要真心实意地从事政治活动的人才。他的真诚具有感召力，他那伺机而动的精神很切合实际——即使在他同时追求两个互不相容的目标时也是如此。对于他的一生，也许同样重要的一件事实是，他很早就成为民族主义的象征，并在其后一直努力不懈。特别是根据哈罗德？ 希夫林和韦慕庭的回忆，他在进行革命的过程中同当时社会上所有的革命势力打交道：国外的广东移民，国内的基督教传教士，通商口岸的买办和新闻记者，清政府的维新派官员，反满秘密会社，海外侨商，日本扩张主义者，海外留学生，国内新军的军官。
孙生于澳门附近，那地区有很多广东人移居海外。他在1879 年第一次接触西方，当时他才14 岁，去檀香山找他哥哥。他进了圣公会办的住宿学校，学习英语、数学、英国史，甚至参加合唱队。他在17 岁回故乡时是个激进派。部分地由于他捣毁了当地寺庙里的偶像，他被送到香港皇仁书院去读书。那里他在公理会教堂受洗，成为基督徒。
中国在法国于1885 年那次不宣而战的战争中所遭受的惨败，激起了孙逸仙改良救国的思想。他似已同三合会建立了一些联系。从1887 到1892 年他学了医之后，开始在澳门行医，但因没有领到葡萄牙人的执照，不能继续从事这项业务。孙放弃了这个新职业，终于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已经协助组织了秘密团体“兴中会”。该会成员献血为盟，立誓严守秘密，孙接着就开始组织各地分会。因此，在1895 年日本的胜利激起了维新并加剧了帝国主义侵略时，孙已经是革命事业的一个领导人了。
1895 年他那一帮人以香港为基地，策划占领广州督署。密谋被发现，孙的一些同谋被处决。他自己逃亡，被悬赏缉拿。他化装易名，剪掉辫子，改着西服。他蓄了胡握，因此很容易冒充日本人。在日本时，他取名中山，这个名字以后用于称呼许多机构、街道甚至现代中国的一种服装式样。如马里厄斯？ 詹森那本引人人胜的书中所明确指出的，在此后十年间，孙多次从日本爱国扩张分子（包括黑龙会和自由党的政客）那里得到相当多的资助，包括款项、军火、忠告和保护。1896年孙在伦敦蒙了一次难之后，更坚定了他的革命使命。他被中国公使馆识破，被关禁该处12 天，与外界隔绝。使馆准备把他押解回国处决，但经英国人干预获救。他在3O 岁时就是名闻世界的反满革命运动的领袖了。此后两年间，他在伦敦和欧洲大陆学习，获得了更多的关于政治和社会理论的背景材料。从1900到1911 年，他在远东和世界各地四处奔走，组织革命活动和募集经费。然而，孙逸仙不过是新派革命者中的一个，他的政治工作只是导致革命的长期进展中的一部分。在1911 年中华民国成立之前的十年间，紧张的维新活动为它准备了条件。
梁启超。1898 年维新运动失败后，康有为始终是个保皇派。他在维新运动推进的过程中落后了，而梁启超却通过他在日本的著作和刊物，成为现代中国自由主义传统的创始人之一。他是个读古文中过举的学者，也是个笔锋犀利的作家，基本上是从事思想工作的维新派，而不是政治工作的革命派。他那卓越的文学才能使他成为运用正在输人的西方思想来重新解释中国传统的人。但正如贺章（译音，Hao Chang）所阐明的，梁同时在所谓“今文”派的现代维新传统方面有很好的基础，所以他宜于重新评价古代的经籍，并在行政工作中表现出实事求是的政治家才能。
梁在西方旅行之后，于1902 年在日本横滨开始出版《新民丛报》 ，这是一种致力于“新民”事业的刊物。该刊物的头几期里有梁自己撰写的关于霍布斯、斯宾诺莎、孟德斯鸿、边沁、卢梭以及西方政治思想史的文章。他赞扬英国人的个人主义，并指出只有在经过教育，自觉地接受法律和秩序的情况下，个人才有可能获得自由。梁说，中国的新公民应当养成具有为公的精神，富于事业心，能维护自己的权利，并抛弃乞求皇帝恩惠的思想；他应养成并保持一种不为习俗所左右的独立精神，应当关心自己所处的社会，并要求自治。这是对儒家伦常古训的直接攻击。
我们也许可以用梁关于忠孝的说法，来看他是怎样重新解释儒家的伦理道德的。他说，既然国家已经成为涉及民众命运的共同体，忠的对象就应该是国家而不是君主。儒家的忠应变成现代的爱国主义，其转变的途径是更改人的感情，而不是利用强制手段。
梁以这种进化论的思路论证说，共和政体在中国还不可能实现；中国人民的教育水平还太低，不能让他们参加代议制政府。而且一场革命会带来独裁的重大危险，会招致外来侵略和瓜分中国。因此他提倡实行仁慈的立宪君主制。在这种制度下，新民教育以及各省和全国议会的建立将使中国逐渐取得进步。梁在日本组织的政治团体主张成立全国议会，有一个内阁政府对它负责，有新法典、独立的司法和地方自治政府，中央和地方政府明确分工，通过废除不平等条约以取得外交上的平等地位。这种开明的、渐进的政治纲领，代表了当时最合乎人道的、最精深的政治思想，它具有广泛的影响，足以争取青年学生的支持。
在同革命派竞争之后，梁的开明渐进的主张失败了，因为它没有什么行动纲领，不能马上产生效果，也不能满足那些希望一下子就摧毁旧秩序和拯救中国的热情爱国青年的要求。对于那批素来受过抽象原则教育而不是受过行动训练的学者来说，革命党人气势磅礴的行动计划很有吸引力。共和政体又是最新的政体，而一个满族皇帝不可能代表新中国的民族主义。这样，中国由来已久的君主制必然要随着清朝一齐覆灭，尽管君主制甚至在它最后的10 年中也还表现出了相当大的活力和适应性。
清廷的改良与共和革命
20世纪最初10 年国外革命派和维新派进行活动时，国内朝廷也努力实行为时过晚的改良措施。清政府想改变其困境以自救的努力，受到了1900年义和团暴动的强烈推动。这次暴动具有传统农民起义的内在因素，但甚至缺乏太平天国运动那样的社会目标。它由一个秘密会社的狂热成员所领导，他们最后获得排外官绅的支持。士绅们既痛恨帝国主义明目张胆的侵略，也痛恨那些在外国教会卵翼下和治外法权保护下兴起的改信基督教的新阶层和他们的门徒。清朝王公终于也支持了义和团勇士，以为他们倚仗“刀枪不入”的法术进行不怕死的迷信活动，就能赶走洋人。
从根本上说，排外暴行的爆发一部分应归咎于外国军队的武装挑衅。在这次突然发生的狂热举动中，义和团在华北和东北杀死了几千中国基督教徒以及约242 名传教士和其他外国平民。在1900 年盛夏的两个月间，义和团包围了北京东交民巷使馆区，但并没有认真攻打，因为主要是满族官员认识到这是自杀性的轻率之举。华南各省的中国官员立即声明这是一次国内的叛乱，并非北京所宣称的排外运动。靠这一虚构的说法，清廷又延长了10 年寿命，虽然它受到辛丑条约和庚子赔款的进一步屈辱。但列强异乎寻常地没有要求或支持真正的改革。它们只是再度运用它们的影响，来维护尽管腐朽但使它们有利可图的现状。
慈禧太后逃到西部各省“巡幸”后，于1902 年初回奕北京。她表示自己对义和团动乱负全部责任，并宣布一个新政纲领。在此后的10 年里，清廷企图实施1898 年著名百日维新时期提出的许多新政，但已为时太晚。历史把他们抛在后面。他们勉强的改革努力所产生的惟一后果，只是为革命准备了条件。
清廷倾预的领导似乎只能把朝廷引向倾覆。这个过程之显然不可避免，很可以从它的教育改革计划看出来。这种改革终于恰好破坏了原有的秩序。
1905年废除了由来已久的科举制度，这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当局满怀希望地提出了办新学堂和改变教学内容的计划，以代替科举制度，虽然经费和师资都感到不足。北京和各省都派了留学生出国，主要是去日本。开始制定了一个模仿日本的小学教育体制。在许多中心城市办起了高等学校。到1911 年，据说已有5。7 万所学校，160万名学生（学龄青年总数共约6500万人）。在高等教育方面，正式成立了京师大学堂，把19 世纪60 年代所设的同文馆合并进去。1911 年的统计数字表明，中国约有别为名留学生在美国，约400名在欧洲。但在这时期，日本是训练中国现代人材的主要场所。在20 世纪头10 年，特别是在1905 年日本大胜俄国之后，每年有1 万乃至1。5 万名中国学生到日本去受现代教育。中国下一代人的上层领导，很多来自这群留日学生。但中国政府认为，这10 年开创教育事业的唯一结果是在中国造就了一批具有激进思想的学生。学生的危险思想所由产生的原因，在于他们学识不多而爱国热情颇高，在国内外均未找到有人能给他们提供祖国经济发展和社会改造的详细规划。他们许多人回国后被任命担负官职。其他一些人成为地方当局引以为荣的新高等学府的教师。有相当一部分回国学生秘密参加了革命运动。
清廷屈服于要求改革的压力，接受了宪政思想，而这种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