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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廷屈服于要求改革的压力，接受了宪政思想，而这种思想在30 年前的日本，早由它的寡头独裁政府积极实行了。1905 年后派遣出国的宪政考察团很快就抄袭了日本的宪法。1906年政府各部改组时建立了内阁制。1906年改组了省级政府之后又在1908年公布了一批大纲，宣告在九年预备期之后就成立完全的立宪政府。当时有人提出设立各省谙议会和中央资政院，但他们认为那应该是纯属咨询性的。当它们在1909年开会时，它们就自然成为鼓吹变革的中心，并产生出新的省级领导人物，这些人既受过古训，又往往把他们的高贵身份同商业活动结合一起而成为“绅商”——企业家、维新派和新型政客，把忠于他们本省看作救国的第一步。
清廷的许多改革工作充其量只是纸上谈兵。关于建立海军和西方式的法制问题，更是如此，因为两者同中国的方式大相径庭。按照辛丑条约修改关税税则的工作，因列强间难以取得一致意见而受到阻挠。币制改革也没有什么进展。这些工作中最出色的，也许就是在一名得力官员袁世凯领导下训练出来的一支新军。他仿照曾国藩和李鸿章的先例，实际上成了个人统率的一个军事组织的首脑，其中官佐对他就像对国家那样忠诚。新民族主义。20 世纪头10 年，由以前几十年帝国主义侵略行为所激起的爱国主义觉醒，不过是当时正在出现的许多社会变革过程之一。通商口岸的兴起，连同轮船、火车、电报、报纸和杂志以及18 肠年由赫德主持成立的大清邮政局，使中国政治生活中识字的人大为增加。教育正在推广，文盲减少了。当地的公民原来往往由基督徒领导，现在却支持维新运动的主张，反对吸鸦片、缠足、蓄婶、卖淫、赌博以及其他弊端。城市化生活以及孔孟之道的逐渐丧失威信，削弱了旧社会的“三纲”，因为一旦清朝皇帝是否有权统治成为问题，青年人对老年人以及妇女对于男子的服从也同样成为问题了。默默无闻的大众所悄悄地进行的妇女解放这一伟大的革命运动开始有了声势。青年人带头反对美国1905 年的排华法（排斥“东方”移民），以及因1908 年的一次事件而反对日本，这时商人们起来响应，进行了抵制美货和日货的运动。
士绅阶级的情况怎样呢？新近的一些研究（由韦林顿？ 常、约瑟夫？ 埃什里克、查尔顿？ 刘易斯、玛丽？ 兰金、爱德华？ 罗兹等人进行的），查明了新的地方领导人员的多样化：纷纷登场的有作为工商家的官吏、思想上倾向维新的士绅和报馆文人、满腔激情的青年军官，还有精力充沛的保守派。这个新领导阶层的大部分人仍在原有秩序的范围内发挥作用。
玛丽？ 赖特指出，新中国这些激动人心的社会大事还伴有“恢复主权”的要求，这实际就是要求废除整个不平等条约体系。在20 世纪头10 年，北京竭力重申它在东北、蒙古、西藏和南部边疆享有主权，这至少像清朝一样，代表了中国的纲领。但革命党人也像清朝方面一样，由于一些非常实际的原因，避免强调反帝国主义这一主张。“外国势力的无所不在”是中国政治舞台上一件主要的事实：不仅是通商口岸和长江上的英美炮艇还在游弋，而且在通商口岸的租界和内地各省都有英、美、日本和欧洲的企业。这是一股无孔不入的势力。例如，当时中央政府的大部分税收刚够偿付1895 年对日赔款和1901 年义和团赔款所借外债的利息，而该还的本金丝毫没有减少。在帝国主义对中国人生活的这种半永久性干预的阴影下，革命运动的目标集中于反满灭清，比集中于反帝国主义更显得方便些。总之，说来奇怪，革命运动的奋起大部分是受海外鼓励和帮助的。在20 世纪初期，孙逸仙和他的革命同志利用日本作为基地，便于在留日的几千名中国学生中网罗一些理想主义者和冒险家。既然有新的一代青年学生正在纷纷前往东京，孙的主要问题是怎样给他们提供思想领导，而不仅仅是密谋组织造反。由于他本人并不是熟读经书的文人，这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工作。他在1905 年第一次提出的三民主义，至今仍是国民党的教条。这三民主义就是民族、民权、民生主义，其中包含一些非马克思主义的颇为模糊的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亨利？ 乔治所提出的没收地价的未来增值部分以达到“平均地权”的思想。1905 年，孙在日本人的帮助下把东京各种不同的留学生团体合并在一起，把他自己的革命会社同湖南、上海和别处的领袖合成一体，成立秘密的革命联盟“同盟会”。在第一次会议上，粼刃名会员誓死推翻满清，建立民国。
这一更强大的新组织继续用传统方法进行秘密活动。会员只让别人知道他的号码，彼此用口头而不用书面联络。他们用一些暗号来表明彼此的身份，比方说用大拇指和另外两个指头举茶杯。1905 年，他们以日本为基地，开始出版一种月刊《民报》，定期偷运2000份到中国，以鼓动学生的不满情绪。到1911年初，他们已经策划了10 次革命起义，但都归失败。
由于这种颠覆运动增加了力量，清政府就设法给予打击。1906年在湖南的革命起事失败了。来自北京的外交代表要求日本政府不再庇护革命党人。革命党人内部又发生了分歧，有人反对孙本人，使他终于被日本人驱逐出境。后来他在河内设立总部，又被法国人驱逐。到1909年，这个组织有涣散不振的危险。它所策划的起事都失败了。
革命党的领导人物。1911 年4 月广州的一次革命起事被扑灭，牺牲了72 名烈士。这是第10 次失败。下一次的秘密计划打算于1911 年10 月在汉口实行。因偶然事故密谋被发觉，不得不提前在10 月10 日起事，以后把那一天作为民国诞生的国庆日“双十节”。这是使其他大多数省份发生类似起义的信号。满清的天命已尽，各省纷纷宣告独立，其带头者的成分主要是两种：掌新军的总督和省议会中绅、官、商界的领导人物。这些人比同盟会的年青革命党人有更多实力，也较为保守：，反满运动席卷全国，很少流血，但推翻清朝的不费力气的胜利是靠不住的，因为不久就发现，参加运动的许多人多半不是为了革命，而只是为了反对满人。孙逸仙及其许多革命同志的支持力量，主要来自海外华侨中的新商人，以及国内新学生和军官阶层中的部分人士。在揭竿而起时，他们加人了国内一个更大的运动，这就是各省谋求自主，特别是谋求经济发展方面自主的运动。在这个问题上，活跃在省议会里的地主士绅与商界领袖人物联合一致，反对清政府企图从上而下实行为时已晚的改良工作。各省自主与君主集权这整个问题早已在各省洛议局和北京资政院里提出过。这场争议又因铁路问题、特别是为修筑汉口到四川铁路的筹款问题，到了非摊牌不可的地步。在这铁路问题上，各省领袖联名发表声明，公开反对北京铁路借款协议里所含外人控制的规定。他们也不愿将来让中央政府官员享受新企业的主要利润。
因此，1911 年革命所代表的力量远远超出孙逸仙及其同志所提供的革命领导力量。同样，孙虽在名义上是革命领袖，但相对地说却无力控制革命背后的力量。1912 年1 月1 日，他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但是种种考虑的结果，使他不到几个星期就决定让位给袁世凯，认为后者是一个更宜于接任最高地位的强有力的行政首脑。
袁是华北新军的创建人。1911 年12 月摄政王辞职时，他应召执掌北京的政府大权。从这地位出发，他得以加强他的个人地位，成为有希望能够维持国内秩序的惟一人选。他与孙洽谈，但采取了拖延战术。时间对袁有利，因为大家越来越看得清楚，如果中国继续分裂，必将招致外来的侵略。由英国带头的各通商国家，深恐毗邻的俄国或日本可能干涉，也鼓励中国保持国内和平。革命党人自己也明白这种危险，因此设法从袁世凯那里取得捍卫民国的保证。
北袁南孙之间的谈判，不久便达成协议。1912 年2 月12 日，清帝正式逊位，由袁世凯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按新宪法的规定，袁在这个职位上应与国会以及表面上对国会负责的内阁共同施政。这样就成立了中华民国来接替清朝，并未解决它所面临的根本制度问题。然而一个历时2133 年的政治制度已经就此完结了。这一切都是在统治阶级内部发生的，那么中国的普通老百姓又怎样呢？晚清的维新施政通常都是士绅领导的，需要从人民身上多征税款，所以维新往往是不得人心的。革命到来时，是由维新派士绅和新军人领导的，他们共同成立了各省政府来维持秩序。社会正在发生变革，但主要仍限于统治阶层内部。
第09章 国民党的兴起
1912 年君主制的结束，在世界上这个最古老的国家里标志着一个关于权力和中央政权的漫长危机的开始。虽然从理论上讲，中国君主制并不完全是神权政治，但“天子”曾经无疑地位于万民之上。因此，1911 年革命的意义在于消极方面的成就——消灭了君主制。它所消灭的不只是欧洲式民族国家的君主制，而是普天之下“天子”式的君主制。中国政治生活中，年深月久的中心人物之所以能被抛弃，是因为民族主义已经抬头，提出了以中国的国家、文化和人民作为新的效忠对象。但这新的民族主义尚未在制度上表现出来。
探索新秩序
天子一旦从人们心目中消失，中国的政治生活无可避免地乱了套，因为这时国家元首，在行使其最终大权时，没有获得通常那种思想意识上的公认权威。由一个朝代所体现出现的统治权，比刚宣称的人民的统治权更为具体和明确得多，特别是因为当时还没有什么选举过程来把权力的某种形式赋予人民。在没有王位承袭或政党选举的情况下，一个政府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