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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板桥的一首《逃荒行》，可看出在所谓“十全老人”弘历领导下的社会悲惨画面：十日卖一儿，五日卖一妇。来日剩一身，茫茫即长路。长路迂以远，关山杂豺虎。……嗟予皮发焦，骨断折腰臂。见人目先瞪，得食咽反吐。……道旁见弃婴，怜拾正担釜。卖尽自家儿，反为他人抚。……身安心转悲，天南渺何许。万事不可言，临风泪如注。
马戛尔尼回程路上写的“纪事”中强调：西方把汉族和鞑靼族混淆成了一个民族，可是清君却不这么看。“在欧洲，不论是波旁王朝还是哈布斯堡王朝的人，登上那不勒斯或西班牙的王位都无关紧要；君王完全与西班牙人或那不勒斯人同化。汉诺威人一旦掌握英国王权，他就不再是德国人了。相反，亚洲的君王念念不忘自己的祖根”。“过去了一个半世纪也没有把乾隆变成一个汉人”。鞑靼人说笑话总以汉人为靶子。“只要有人拿汉人说笑话，那些年轻的鞑靼王子就会兴高采烈。在取笑女人裹脚时，他们拍手叫好；但听到把鞑靼妇女的木底鞋比作汉人的帆船时，他们就恼火。地位最低的鞑靼人，在服从汉族官员时也会表现得十分勉强”。满清对一个奴隶的民族实行种族隔离是全面的，严禁不同种族间通婚，北京的整个北城都没有汉人，专供满人居住。宫内女眷（包括奴婢在内）无论如何只要清一色的满人：要防止一切种族混杂的情况。而宫内太监又毫不例外地全是汉人。这多有象征意义呀！让鞑靼人繁殖，让汉人绝种。英国特使发现中国“遍地都是惊人的贫困”，“大部分人全年只有一件衣服穿”，“我怀疑以前传教士（指明末传教士）的传记都是编造的”。要知道乾隆特意让英国特使去参观当时中国最富地区呢。马戛尔尼在日记中说：中国“自从北方或满洲鞑靼征服以来，至少在过去150年里，没有改善，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变成半野蛮人”。中国人生活“在最为卑鄙的暴政之下，生活在恐惧之中”。中国社会关系建立在一种愚蠢的形式主义基础上，所以人们“胆怯、肮脏并残酷”。这些在《停滞的帝国》一书中说得很详细。
马戛尔尼认为满清是衰败之世，没落之世，“最终它将重新堕落到野蛮和贫困的状态”，这个国家掌握全部权力的是帝国中最卑鄙无耻的家伙。一位聪明的道台对外国人说：“皇帝以下的所有官员都是坏蛋，全该杀掉，但杀了我们没用，下一任仍会和我们一样坏。”
自周初至清末，中国盛行家奴制。买来的奴隶称为奴婢，主人有随意使唤、打骂转卖以至转赠之权；如无力赎身，则世代为奴。统治者根本没有保护国民人身权的概念，民众因犯罪与债务沦为奴隶者比比皆是。清朝各帝三令五申，主子对奴才可以任意殴打、赠送或出卖。奴才无处逃避，因不堪痛苦，往往饮恨自尽；仅康熙一朝，报部自尽者，每年即达2000人。
清代蓄奴养婢之风极盛。“仕宦之家，童仆成林”；“奴婢贱人，律比畜产”。“乾隆时旗人阿克当阿任淮关监督十余年，僮仆以百计。司书籍之仆八人，装潢补订又另有人。湖南藩司郑源寿在署家属四百余人外，养戏班两班。道光时的闽浙总督颜伯焘罢职回乡，随帅兵役、抬夫、家属、舆马仆从三千名。光绪时之督抚司道灯官，买置田园，私蓄优人壮丁不下数百。州县地方官多置僮仆以逞豪华，亲戚往来，仆从杂沓，一署之内，几至百人”。奴婢主要有四种：一是入关前后战争中所获得俘虏；二是入关后汉人投充为奴；三是有罪发遣为奴；四是贫民卖身为奴。清初，前两种占极大数量，后来典身卖身成为奴婢的主要来源。
中国的奴隶制一直延续到清代，甚至一直延续到近代和当代。尤其是到市场经济时代，奴隶制似乎有复归的迹象。现在很多企业里，大都盛行“依附主义”，员工依附老板，下属依附上级，就象古代社会的奴才依附主子一样，员工们大气不敢吭一声，对老板和主子言听计从，唯唯诺诺，实际上这是现代版的奴隶主义。奴性已经再次成为整个民族的特征。
正文 草原丝绸之路
书香屋 更新时间：2012321 0：52：10 本章字数：6450
在占世界陆地总面积三分之一的欧亚大陆上，古代曾经有数条以美丽的丝绸命名的交通要道，它们跨越万水千山，在沟通中外文化交流的过程中，起到了特殊的作用。一般认为，丝绸之路大致可以分为：1、草原丝绸之路，指横贯欧亚大陆北方草原地带的交通道路；2、绿洲丝绸之路（也有人称为沙漠之路），指从河西走廊经过中亚沙漠地带中片片绿洲的道路；3、西南丝绸之路，指经四川、贵州、云南、西藏、广西而到印度、东南亚以远的通道。近年来，中外学者又提出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命题，指经过东南亚、印度，到达波斯湾、红海的南海航线。
本文所论述的，即是上述几条丝路中时代最久，对促进中外交流产生过重要作用的草原丝绸之路。这条古路又可分为南北两线，其北道的开拓，肇始于北匈奴西迁之时，东起于西伯利亚高原，经蒙古高原向西，再经咸海、里海、黑海，直达东欧。草原丝绸之路的南道，东起辽海，沿燕山北麓、阴山北麓、天山北麓，西去中亚、西亚和东欧。更广泛地说，草原丝绸之路是东起大海，横跨欧亚草原的通道，其纵横交错的岔路，又可南达中原地区，北与蒙古和西伯利亚连接。
从考古学角度去探讨，早在距今8000年以前，内蒙古东部区的兴隆洼文化时代，草原先民就已同西方交往。例如，内蒙古林西县白音厂汗兴隆洼文化遗址出土的石雕女神像，与欧亚大陆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女神雕像有相通之处，是原始先民们生殖崇拜的反映。在内蒙古阴山、乌兰察布、阿拉善、呼伦贝尔和赤峰克什克腾，分布有3万余幅岩画，其内容为古代狩猎和游牧民族的原始崇拜及生产活动等。此类岩画在欧亚大陆其他地区有广泛的分布，反映出古代草原民族在广阔的活动范围内的交流和互相影响。在内蒙古林西县锅撑子山、白音厂汗遗址，出土有许多长条形细石器，这种含有细石器的文化遗存，在4000多年以前，广泛地分布在欧亚大陆北部的草原地带，形成一条绵延万里的细石器文化带。公元前20世纪，在西伯利亚叶尼塞河上游的米努辛斯克盆地，以及南土尔克曼形成两个青铜文化中心，对中国北方草原青铜文化产生了影响。发现于内蒙古巴林左旗的商代羊首曲柄短剑、敖汉旗的铃首曲柄短剑，可以从米努辛斯克文化找到相似的类型。公元前10世纪，北方游牧人驯养了马，他们骑马纵横在欧亚草原上，给东西方文化的传播，注入了强大的动力。西周晚期，东胡称霸草原，并且创造了独具特色的青铜文化。东胡的游牧文化经西伯利亚向西，一直影响至波罗的海沿岸。内蒙古宁城县小黑石沟出土的触角式刀，以及宁城县南山根101号墓中出土的兽形柄青铜短剑，这两种类型的刀剑，分别发现于丹麦哈尔希塔特文化墓葬和俄罗斯的塔加尔文化遗址。
在内蒙古西部的鄂尔多斯高原，发现以其名命名的“鄂尔多斯式青铜器”。这种北方古代游牧民族的青铜文化，在内蒙古北部，以及陕西、宁夏、山西、河北北部，包括欧亚草原地区均有发现，但时代最早的标本，出土于早商时期（公元前15世纪）鄂尔多斯朱开沟文化遗址的晚期墓葬中，这说明统称为鄂尔多斯式的青铜器，即起源于内蒙古鄂尔多斯地区。在它的发展过程中，不仅对周围文化产生了影响，也吸收了周围文化的精华，特别是与欧亚草原民族有着密切的关系。
草原地区不仅循草原丝路与西方往来，而且与中原地区亦有密切交流。内蒙古红山文化遗址中出土的玉蚕，反映了养蚕业从中原向北传播的情况。而红山文化遗址中出土的大型碧玉龙和小型玉猪龙，则说明中华民族对龙的崇拜习俗，是从北方草原地区发源的。从春秋战国到秦汉时期，中原与草原的关系更为紧密，在内蒙古出土的相当于这一阶段的青铜礼器、丝绸残件、象牙雕尺、漆器等，都反映了中原文化对草原地区的影响。
草原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和商品交换的兴旺，与草原上政治中心城市的形成有密切关系。匈奴全盛时，其政治中心在漠北草原，以龙城为单于庭（今蒙古国乌兰巴托南部），该城遂成为中原文明、西方文明与草原文明的交汇地。在乌兰巴托附近的诺彦乌拉匈奴墓中，出土了大量的汉朝的锦绣织物，用彩丝绣出流云、鸟兽、神仙骑鹿的图案；还出土有安息、大夏、小亚细亚的毛织品，上面的图案有植物纹、鸟兽纹及人物纹。另外，在丝绸上还绣有形同黑海北岸斯基泰文化的人物形象，这种把中原文化与西方文化融合在一起的丝绸刺绣，应是匈奴人的作品。这些考古资料，是研究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依据。公元4世纪，拓跋鲜卑从大兴安岭密林西迁南下，建立北魏王朝，初都盛乐（今呼和浩特和林格尔），继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其政治中心在草原丝绸之路的南道上，可以南控中原，北领草原上诸游牧民族。中西文化交流的硕果，突出地体现在大同云冈石窟的佛教艺术中。其早期的“昙耀五窟”，佛教造像具有浓郁的犍陀罗（今巴基斯坦及阿富汗西部一带）艺术风格，还有中亚地区服装的特点。经考证，南北朝时期的草原丝绸之路，与传统的由长安西行的丝绸之路，在甘肃武威附近分出的道路联为一体，这条道路沿内蒙古阴山河套一线到达今呼和浩特和山西省大同市，又继续东行，经燕山、七老图山至内蒙古赤峰南部和东北各地。在这条路上，先后在银川、呼和浩特、大同发现东罗马帝国的金币；在宁夏固原、内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