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不是我所知道的这山野里的某处——而是与山野无关的，仅仅只是有木耳的地方。
就在那一年，据说甘肃宁夏一带闹旱灾，很多内地农民涌入新疆讨生活。桥头也来了很多。那些遭过天灾的人和其他的打工者很不一样，他们远离人群，从不和我们有任何往来。甚至都不到我们深山聚居点的商业帐篷区买东西，不在我们的饭馆吃饭。他们随身背着铺盖铁锅，扛着面粉粮油，成群结队绕过沙依横布拉克的帐篷区，远远地走着。过很久之后，还会再远远地出现一次。还是随身背着铺盖，扛着塌下去一大半的面粉袋，成群结队往回走。我们永远搞不清楚他们驻扎的地方在哪里，不知道他们如何维持生活。
那时候，只要是在山里讨生活的人，都在以采木耳为副业了。后来又有大量的人开始以之为主业。木耳明显地少了。于是除了采木耳以外，他们又开始挖党参，挖虫草，挖石榴石——只要是能卖到钱的东西都不顾一切地掠夺。弄得山脚下、森林边处处草翻泥涌，四处狼藉。当地牧民很不高兴，他们世世代代在这里生活，从来不伤害牧草，牛羊可以随便吃，但人却不允许乱拔的。于是，由于破坏草场植被而引起的纠纷接二连三地发生着。
有人开始偷偷摸摸打野味下山卖了，还有人背了雷管进山找野海子（高山湖泊）炸鱼。狩猎是违法的，粗暴地使用杀伤力极强的武器进行无止境的掠夺，也是很不公平的事情。而哈萨克牧人虽然曾经也有过自己的猎人，但他们总是严格遵循野生动物繁殖规律进行着狩猎行为，他们敬畏万物。他们的古老的礼俗中有一条是：不能食用野生动物和鸟禽，只以自己的牛羊、乳制品，以及这些东西的交换物为食物，哪里像眼下这些人这般肆无忌惮？！也许正因为哈萨克牧人们与周遭环境平等共处，才能平平安安地在这里生存了千百年。不知道我们这些人又能在其中维持多少年。
这原本天遥地远、远离世事的山野，突然全部敞开了似的，哑口无言。
但总会有什么更为强大更为坚决的意志吧，凌驾在人的欲望之上抬头看，天空仍是蓝汪汪的，似乎手指一触动便会有涟漪荡开。四野悄寂，风和河流的声音如此清晰。
更多的外地人和县城里的下岗职工、无业人员还在源源不断地涌进来。纷纷打听木耳究竟是怎么回事，并毫不犹豫地扛着行李投入山野。
当年秋天下山时，木耳已卖到两百块钱。刚入冬，就涨到两百五十块。
虽然价格涨了两三倍，但和去年相比，木耳的出售量猛地降了下来。到头来赚到的数字和我们年初预想的大不一样。这令我妈很不甘心，她想来想去，决定避开所有人，她要在冬天进山采摘。
冬天四处冰天雪地的，山脚积雪厚达十几米，道路完全阻断。况且那么冷，木耳早已停止了生长。但是，总会有那么一些地方，在最后一批骚扰的人们走之后，在最寒冷的日子来临之前，可能还会长出一些。下大雪后，又被冻结在木头上，深埋在雪窝子里。
我妈很聪明，她不动声色，等所有人都从采木耳的狂热和遗憾中平复下来后，她才和我叔叔悄悄动身。临走时嘱咐我和我妹妹，要是有人问起来，就说他俩到县上办事情去了。
结果，直到他们两个回来为止，左邻右舍没有一个对他们的突然消失稍有好奇的，没有一个人问起。倒是我很有礼貌地询问了一下他们的家人的情况，则一律被告之：“到县上办事情去了”
我妈他俩单独去的，回来却是和一大群人结伴而行。
那时他们已经出去十多天了。我看到我妈脸都冻烂了，手上全是冻疮，肿肿的，裂了血淋淋的口子。
晚饭的时候，他们才把收获的木耳拿出来给我们看。很少很少，看得令人心酸。
当他们在齐膝深的雪地里艰难前行；他们从高山上坐在雪上顺斜坡滑下，半途被冰雪下埋藏的一块石头狠狠颠了一下，一头栽在雪堆中拔不出来；当他们刨开倒木上的积雪，一点一点地努力寻找；当他们天黑后走很远的路都找不到一个干燥而避风的地方过夜
那一年春节期间，木耳涨到三百块钱。几乎所有采木耳的人家，存货全都脱手得干干净净。哪怕是挑木耳时筛选出来的碎渣子，都卖到了一百块。
我们反反复复对上门来打听的人说：“真的没有了真的不骗你”，可没人相信，总觉得我们是在屯货抬价似的。
“三百五十块钱行不行呀三百八行不行呀就求您了，给您算四百整！！”
到了这时，木耳的用处恐怕已不是用来吃了吧。作为礼品和一种时髦的消遣物，它的价值早就已高于四百块钱了吧外面大地方的人总是有着比我们更灵活而又更繁杂缜密的心思。木耳被他们用来进行着秘密的交流，最终流传到一个与木耳本来没有任何关系的地方。他们千里迢迢来买木耳，走进我家昏暗的房间，一声一声急切地诉说，失望地长久沉默。门外也有人在说木耳的事，他的神情在夜色里看起来神秘而别有用心。我们一打开门，他就停止了声音。但他还是站在那里不走。整个桥头涌荡着不安的漩涡。
第三年，第三年木耳的世界疯了！第三年伴随着木耳的狂躁，爆发了牲畜的大规模瘟疫。据说这是一场从未有过的新类型的瘟疫，我知道它也是与木耳一样的最新入侵者之一大批牛羊拉去活埋，山上的人不准下来，山下的人不准上去。封山了，戒严了。
我们因为晚了几天，就给堵在了桥头，原先的那些熟悉的守林员和检查人员全撤换了。边防站的人也死活不给办边境通行证。
那两天又刚好连下了两场雨，想到木耳此刻正长得好，真是急坏所有人。于是有一些人忍不住绕过桥头，从西面那条早已废弃的天堑般的古牧道上翻过去。后来他们再也没有回来，估计已经到了，开始大包小包地摘了。于是更多的人都决定这么做，但大部分人到了跟前都退了回来——那条古道实在不是人走的路。
就是能走我们家也不能那样做。我们毕竟是开商店的，还有货物，必须得从能通车的路上过去。
很多人都是深更半夜出发，做贼似的摸黑徒步进山。被逮着就狠狠地罚款，但罚了还是要想法子再上。
我妈急得没办法，四处找人，四处受气。到了最最后，她一咬牙，给某些人许诺，下山后一定给留几公斤木耳，又花额外的钱办了一堆证件，这才被特别允许过了桥。
但是进了山才知道，里面已是一片混乱，里面所有的人都急于下山。在那里，抢劫的消息不时传来。据说就是那些逃荒到这里的内地人干的，他们以为他们来到了一个没有秩序的地方——而实际上似乎也是如此。这深山里的稀薄社会的确从没有过被明确监督着的秩序，一切全靠心灵的自我约束。那种人与人相互间、人和自然之间的本能的相互需求所进行的制约是有限的，却也是足够的。
可那些人不，那些人在有钢铁秩序的社会中尚无可躲避地遭受到了伤害，更别说“没人管的地方”了。
他们下不了山，木耳脱不了手，换不到钱，买不到食物，活不下去。于是就抢。
这一带驻扎的毡房大多是把羊群交给别人寄牧的家庭，羊群已经到了后山边境上一带，毡房子里只有老人、妇女和儿童守着家里的牛群，生产一些乳制品。
那一阵子弄得大家都恐慌异常，一下子觉得无所依附。这深山里无论发生什么事都无从抵御，无处躲避还是祖国好，有什么事可以去找公安局深山里的安宁其实是一种多么脆弱的安宁呀
牲畜继续被残忍地处理。沙依横布拉克彻底与世隔绝了。
我们轻易不敢出门进林子。而每当走出帐篷站在门口远眺，看到四野仍然寂静浩荡，像是什么也没发生过，并且将永远也不会再发生什么事似的。我们想到那呼啸的森林某处有木耳，它们因为再无人打扰而正肆意漫延着可是我们只能这样站在帐篷门口，抬头往那边长久地看。
那一年生意简直没法做，失去牛羊的牧人很仔细地支配着拿到手的一点点很少的政府补贴。商店生意异常惨淡，什么也卖不出去。虽然也弄了一点点木耳，但下了山还不够用来给领导们“还愿”的。
第四年，我们周密地商量了一个冬天后，决定为木耳豁出去了——商店和裁缝店都留在桥头，由我和外婆守着；我妈、我叔和我妹都轻装上阵，每半个月或更长的时间回一趟家。
我妈的主意最多，她没事就在那里想啊想啊：怎样才能进山时间更长，去到的地方更多，而且永远不会为给养发愁呢？最后她想到的好办法是，买一辆农用的、挂着小拖斗的小卡车进山。
她想得很美，开农用车进山的话，不仅可以带够一两个月的食品，也不用随身背木耳了，把车开到再也没法往里开的地方停下，然后一个人守着车，两个人到附近转，天黑之前回来。一个地方转遍了再把车开到另外一个地方。这样，去的地方又多，又快，又安全。
她又觉得这样子的话，车利用得还不够充分，于是给守车的人也找了个活干，就是养鸡。养它百十只，平时关在笼子里，放在车上。在一个地方停驻时，就把鸡放出去自己找吃的，晚上赶到车底下，四周用铁丝网一拦——就这样带着一车鸡在山野里流浪，每个人和每分钟时间都不会有闲的，而且还随时有鸡蛋和鸡肉吃。
但是农用车哪怕是二手的我们也买不起，于是她只好退而求其次，决定买个小毛驴算了。
这个主意倒是很令我欢喜，哪天不用采木耳了，我还可以骑着它浪迹天涯。
我妈说：“让它驮着锅灶被褥什么的，慢慢地在山里面走，走哪儿算哪。小毛驴很厉害的，多陡的山都能爬上去。”
我妹妹说：“为什么不干脆买匹马呢？马驮的东西更多，而且还跑得快。”
我妈说：“马吃得太多了！夏天还好说，冬天怎么办？草料那么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