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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到，不同社会集团的人们在活动中表现的主观企图，有些暂时得到实现而终归失败，有些只能得到部分实现，有些则得到了相反的结果，有些虽然暂时完全失败而从长远说来则又起着积极的影响。从这些研究中间，就可以学会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我们就用这种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观察我们今天的社会、今天社会中遇到的各种问题，解决我们现实遇到的问题。
第三 坚定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信心
现在，我们要调动和集中全国的力量，同心同德，逐步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一个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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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绳文集５１５
国家。我们有没有信心？我们的信心建立在哪里？最根本的是建立在人民的力量上。
在中国近代史上，有帝国主义势力，有国内的反动统治势力，从清朝皇帝到北洋军阀，到国民党反动派，他们都曾具有强大的势力，压在中国人民头上。但结果到底是谁强大呢？
还是人民的力量强。
一百多年以来，中国人民前仆后继，同各种反动势力作斗争。在中国共产党产生以前，以大的革命运动来说，就有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义和团运动，后来又有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这些斗争都失败了。但是，这些斗争证明了中国人民不是只能为自己苦难的命运呻吟的人民，而是敢于为改变自己的命运斗争的人民。我们的前人不免有这样那样的错误的想法，不免做了这样那样的蠢事，他们所进行的斗争有些只得到部分的成功，有些是完全失败了。但是，即使是完全失败的斗争也起了推动中国历史进步，促进中国人民觉醒的作用。不经过各种由实践证明是错误的想法，也不可能找到正确的道路。从这些艰难曲折的道路中间，证明了中国人民有这样的优良传统，就是能够在任何困难环境下面，坚决进行斗争，通过斗争来一步一步找到前进的道路。
我们应该珍惜这样的传统。
我们现在还有继续斗争的任务。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中，还有许多新的问题要解决，新的困难要克服。我们在国际间还要和帝国主义、霸权主义作斗争（当然斗争的形式是和半殖民地时代不同的）。在国内来说，还有少数敌视人民、破坏社会主义的分子，我们必须和他们进行有效的斗争。同时，我们还要跟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各种和社会主义不相容的旧思想、旧习惯作斗争，和我们的文化落后的状况、我们知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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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的状况作斗争。在这一切斗争中间，我们能不能最后取得胜利呢？我们的前人既然能够战胜一切统治压迫中国人民的强大势力，那么，我们现在就更有理由可以说，我们正在进行的斗争一定能取得胜利。党的十二大对于我们怎样建设一个现代化的、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强国指出了明确的道路，确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和这些相联系，我们学习中国近代史，也就更坚定我们的信心。
１９８３年２月原载《电化教育》１９８３年第２期，４月２５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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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辛亥革命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一封信
大作《关于辛亥革命的评价问题——兼与胡绳同志商榷》已经读过，昨天又收到了来信。
我想在这里简单地答复您的信和您的文章。
来信说：“您是史学界的权威。”有的同志以“得罪权威，早晚要倒霉”为理由，劝您不要写这文章。您说：文章发表后，“有人夸我胆子大，有人为我担心”。又说：“总之，发表与您不同意见的文章，很像捅了马蜂窝。”
在中国近代史研究方面，我虽写过两本书和一些文章，但说不上是“权威”。您所说的顾虑是完全不必要的。事实上，《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出版后，指名或不指名地提出批评或不同意见的文章已有过一些。
当然，“学术界的权威”并不是坏话。我国学术界很需要有真正的权威，这种权威并不是太多，而是太少。权威不是自封的，也不是有些人认为他是权威就是权威。其实说不上是权威，但人们因为这种或那种原因而视之为权威，这种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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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在我国学术界恐怕是有的。
对权威就不可以提出批评或不同意见吗？
我看是可以的。
真正的权威也不见得在所研究的每一个问题上都完全正确。
在我看来，现在有个不好的现象，就是对于权威或被视为权威者发表的意见，即使有不同看法，也由于种种顾虑而不敢说出来。我同意您所说的，“这种现象很不正常”
，应该“冲破这种气氛”。情况是复杂的。我也不敢说，对权威提出不同意见，一定不“倒霉”
，但总不至于大倒其霉吧？如果有人因为别人提出不同意见，就想方设法使他倒点霉，这样的人，不管是不是权威，都应当受到谴责。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这本书，１９８１年在北京和１９８２年在上海出的是第一版；１９８４年重印的是第一版的“第二次印刷”
，只是就原纸型改了个别宇句，并不像来信所说，是修订后的第二版。我还来不及加以修订，出第二版。如果我现在有时间来进行修订工作，可能要对不少地方做修改和补充。
但是，在学术界一些同志提出不同看法的洋务运动问题上和辛亥革命问题上，原书的基本观点大概不会改。一本书的作者（不论是否权威）不一定因为一看到批评和不同意见，就来改自己的书；批评者当然也不必因为作者不同意或不完全同意，而不发表不同的意见，这些是不待说的。
现在我要说到大作中提到的一些问题，我不按照您的行文次序说以下几点：（一）辛亥革命中各省“光复”的情况是很复杂的。我的书尝试对此作一些概括和分析。
我的着眼点是分析革命派、立宪派、封建势力和以农民和城市平民为主体的下层人民这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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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力量的错综关系。大作指出，我对安徽和江西没有提到李烈钧和柏文蔚。
这是一个缺点。
由于当时我掌握的材料有限，对某些省的分析也可能过于简单，结论下得太快。当时许多省的情况的复杂还在于，有了省级的军政权后，也并不就能统治一个省，甚至还有许多不同的地方政权。我在考察主要省的政权的同时，也注意到这种复杂情形，例如您提到的山西，我在叙述阎锡山在清军进攻下退避晋北时说：“但是山西各处仍有群众性的自发的起义行动，有些同盟会会员也坚持进行了斗争。依靠这种斗争形势，阎锡山终于使袁世凯承认他为山西都督”（１０５４页——大作引用的是上海大字本的页码，这里也用这个本子）。
还提到革命派分子建立的大同军政府和他们进行的战争（１０８０页）。别的省（四川、安徽等）也说到一些，但对这些省的复杂情况可能有说得不够的缺点。
当时，全国各省都存在着革命的主流，正因为这样，立宪派要附和革命，旧势力也要标榜革命。我以为，我们所处理的主要问题是：在有革命主流的形势下，为什么革命派不能掌握各省形势的发展，为什么许多省的政权落到了不是真正革命派的手里。
（二）大作引用了我的书中的话：“从武昌起义的第一天起，事实上不存在任何革命的政党”
（１０２８页）。这是在论述武昌起义后湖北政权发展的情况时说的。
武昌起义后，在武汉的形势发展中，虽然没有成形的政党，但革命党人仍进行着种种努力，这也是我在书中说了的。大作对于书中针对武汉情况说的话（还有１０４３页讲贵州情况的话）提出异议，却从全国的情况来进行论证，显然是对这些话作了误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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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革命军起，革命党消”
，是当时全国普遍的现象，但并不是说，武昌起义一发生，全国范围都已不存在革命党了。
（三）
大作认为我的论述是“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标准衡量辛亥革命，对资产阶级革命派提出不切实际的要求”。
我认为，有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验，是有助于我们去分析旧民主主义革命中的问题的。例如，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统一战线的经验使我们懂得，不能简单地说辛亥革命时的革命派同立宪派合作是根本错误的，而要认真考察在这种合作中谁影响了谁。这并不是用无产阶级革命的标准来“衡量”资产阶级革命派，更不是向他们提出什么“要求”
（例如要求他们有完整的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
历史学者的任务是分析说明前人做了什么，没有做什么，而不是要求他们做什么，不做什么（这种要求是毫无意义的）。
大作中也说：“关键是当革命阵营内部发生分歧时，资产阶级革命派能否坚持革命立场，抵制、排除保守、反动势力的干扰，同他们进行坚决的斗争，直至分裂。”我想，这样说是可以的。但并不能以为，这就是要求他们坚持革命立场，进行坚决的斗争，因而是“不切实际的要求”。
（四）大作一开始就指出列宁、毛泽东如何“高度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