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生此行，是为了向毛泽东汇报最近中日两党代表在北京会谈的情况。
“主席，日共总书记宫本显治再三坚持，不愿在两党联合公报里点名批判苏共。”
康生见了毛泽东，便开始汇报了。
“刘少奇同志的意见怎么样？他在出国以前，是怎么处理的？”毛泽东抽着烟，问道。
毛泽东离开北京以后，由刘少奇主持日常工作。两天以前，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前往巴基斯坦访问去了。
“少奇同志主持召开了政治局常委会，认为应该尊重官本显治同志的意见。”
康生回答道。
“那就不必发联合公报了吧。”毛泽东的脸上，出现不愉快的神色。
康生迅速记下毛泽东的话，连忙说：“好，遵照主席的指示办。”
到此，康生此行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可是，康生依然坐在沙发上，放下手中的笔，压低了声音，对毛泽东密告道：“主席，还有一点情况，要向您汇报。”
看着康生那副神秘的样子，毛泽东问：“什么事？”
“是这样的。”康生把身子往前倾，声音变得更低，“三月十一日，彭真同志让许立群打电话给上海市委宣传部长杨永直，问上海发表姚文元的文章为什么不跟中宣部打招呼？上海市委的党性到哪里去了？”
康生此人，身为“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成员之一，此刻却在背地里向毛泽东告彭真的状。
毛泽东猛地吸一口烟，久久地一言不发。康生凭借着多年与毛泽东打交道的经验，知道这表明他的告密成功了——倘若毛泽东听不进去的话，会立即予以反驳的……
果真，毛泽东把康生说的情况，告诉了江青。江青立即打电话，找来了张春桥。
张春桥来到了上海西郊。当他握着毛泽东那大而厚实的手的时候，真的，如同当时“时髦”的语言所形容的那样，“幸福的暖流一下子流遍全身”。
万万想不到，当年上海滩上的恶少“狄克”，如今居然可以坐到伟大领袖毛泽东身边的沙发上，柯庆施死后，他已从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候补书记，升为书记处书记。市委宣传部长，由杨永直去当。不过，即使成了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也没有多少机会可以亲近眼前这位历史的伟人。他，借助于搞“革命样板戏”接近了“第一夫人”，又借助于批《海瑞罢官》接近了毛泽东。四十九岁的张春桥，已经窥测领袖的脾气、性格多年。在毛泽东面前，他言语不紊，勤于笔记；一副虔诚的信徒的姿态。
张春桥不亚于康生，也是一个“情报专家”。他事先已经从江青那里，得知康生密告的情况。他向毛泽东证实，许立群确实给杨永直打过电话。
毛泽东捻灭了烟头，终于说话了。张春桥迅速记下毛泽东的话。这段话，后来成为在“文革”中常常被引用的“最高指示”
一九六二年十中全会（引者注：指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作出了阶级斗争的决议，为什么吴晗写了那么许多反动文章，中宣部都不要打招呼，而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却偏偏要跟中宣部打招呼呢？难道中央的决议不算数吗？扣压左派稿件，包庇反共知识分子的人是大学问，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
毛泽东停顿了一下，又说了几句很有分量的话：
“如果再包庇坏人，北京市委就要解散。还要彭真向上海市委赔礼道歉。”
听了毛泽东的这些话，江青微微一笑。她蛰伏那么多年，这一回要大显身手，而毛泽东的支持是她胜利的保证。
望着毛泽东和江青，张春桥虽然脸上保持三分笑，心中却在狂笑—一如今，再也用不着何庆施“中转”，他眼看着就可以步入中国政界的最高层。
张春桥的预感一点也没有错。
康生飞回北京。四月九日至十二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开会，康生传达了毛泽东在上海发布的“最高指示”。于是，书记处决定向全党下达一个撤销《二月提纲》的通知。
康生要他手下的笔杆子——当时的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王力，起草了通知。
通知草稿急送毛泽东。毛泽东看毕，觉得内容太简单了。毛泽东以领袖的高度说道：“通知不应是技术性的，而应当是理论性的。”也就是说，通知不只是告知全党撤销《二月提纲》，而是应当在通知中从理论的角度批判《二月提纲》。
毛泽东指定由陈伯达另外起草一个通知。
陈伯达觉得独力难以承担重任。于是，经毛泽东同意，成了“中央文件起草小组”，陈伯达为组长，成员有康生、江青、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这时，三十五岁的姚文元，虽然写了批《海瑞罢官》的大块文章，但是尚未跨入中央，所以成员之中没有他的份。
这个“中央文件起草小组”起草的通知，就是著名的《五·一六通知》——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经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发往全党，成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如今，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这一天，已被历史学家们认定是中国“文革”正式开始的日子。人们常说的“十年浩劫”，具体地说，是从这一天算起，到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为止。
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从五月四日开到二十六日。会议决定，撤销“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成立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亦即“中央文革”。
“中央文革”以那个“中央文件起草小组”为基础，增加了姚文元等人。因此，“中央文件起草小组”成了“中央文革”的前身。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发出文件，正式宣告“中央文革”成立，组长为陈伯达，顾问为康生。
八月二日，中共中央补发通知，宣布“中央文革”组成如下：
组长 陈伯达
顾问 陶 铸、康 生
副组长 江 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
组员 谢镗忠、尹 达、王 力、关 锋、戚本禹、穆 欣、姚文元
不久，又宣布增加四名组员：郭影秋（代表华北局）、邓季翘（代表东北局）、杨植霖（代表西北局）和刘文珍（代表西南局）。
这样，“中央文革”由十八人组成。对于张春桥来说，他从“中央文件起草小组”组员，进而成为“中央文革”副组长，确立了他在中共中央的地位，跨出了从上海进入中央的重要的一步。虽说副组长有四个，张春桥名列其末，但是，一九六六年八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得以列席政治局会议，张春桥这个“副组长”的地位就日显重要了。特别是随着“文革”的深入，到了一九六七年一月，陶铸、王任重被打倒了，刘志坚、谢镗忠、尹达被揪出了，“中央文革”的阵营改变了：
组长 陈伯达
顾问 康 生
副组长 江 青、张春桥
组员 王 力、关 锋、戚本禹、姚文元
到了一九六七年八月，王、关被捕；一九六八年初，戚又入狱。陈伯达则常称“生病”。于是，“中央文革”几乎成了江、张、姚的天下。
历史真会开玩笑，那么一个“小组”，那么一个“副小组长”，使“狄克”变成使中国亿万人民蒙受十年苦难的灾星。
第五章 策划“一月革命”
“先斩后奏”于安亭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一日，在黧黑的夜色之中，在呜呜呼叫的寒风之中，一架军用专机从北京直飞上海。
机舱里坐着张春桥。平生头一遭，他享受坐专机的待遇。望着脚下茫茫大地，犹如无涯的大海，在翻腾着黑色的浪潮。他的心中，忐忑不安，未知此行是否会覆舟灭顶于上海……
就在他急急动身之前，陈伯达作为“中央文革”组长，已于这天中午发急电到上海西北远郊、嘉定县内一个位于沪宁线上的铁路小站——安享站，告知在那里拦截火车、中断交通、吵着要北上的一千名上海“造反派”工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派张春桥同志即日回上海会见你们，你们有意见可以和他当面商量……”
短短的一天多时间，安亭的知名度急剧上升。这个小站，一下子闻名全国，外电也纷纷报道：“上海爆发‘安亭事件’。沪宁线交通被‘造反派’工人在安亭切断……”
事件的导火线，是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九日下午，“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宣告成立，挂着崭新的红袖章、穿着劳动布工作服的工人们，涌向上海市中心的文化广场。
中共上海市委根据中央关于工人要“坚守生产岗位，不要到厂外去串连”、“不要成立跨行业的组织”等文件精神，对上海“工总司”采取“三不”态度，即“不赞成，不支持，不参加”。为此，在成立大会结束之后，“工总司”举行规模宏大的游行，前往上海延安路中共上海市委大楼，要求上海市市长、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曹获秋接见，承认“工总司”。
曹获秋不予接见。于是，“工总司”的“司令”王洪文决定率队冲向上海北站，声言“到北京告上海市委的状。”
子夜，北站大乱。“工总司”的“副司令”潘国平砸坏了检票口的栏杆，冲上月台，登上一趟北上列车。五时许，潘国平所率领的二百多“造反派”工人，随车驶出北站，于中午到达南京。
王洪文率一千多“造反派”工人，登上原定开往郑州的602次列车，于七时强令调度室发车。列车在八时十七分开抵安亭，上海铁路局下令阻留这趟列车。于是，一千多“造反派”工人滞留在安亭。
王洪文为了向上海市委施加压力，决定卧轨拦车。十日中午十二时，当14次上海至北京的特别快车途经安亭车站时，铁轨上躺着、坐着许多戴红袖章的上海工人。
特别快车不得不紧急刹车
十一日夜十时，在冷雨飘洒之中，张�